莎士比亚的创作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杰作，同时，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莎士比亚是一个真正的教徒;他一生中许多事情与基督教有关。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莎学研究中，人们往往较多注意他的思想、创作同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很少研究他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这是为什么?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人文主义思想有着片面的认识，往往较多注意人文主义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关系以及它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立的一面，忽略了它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继承关系，有人甚至误认为人文主义运动是一个反宗教的运动。在这样的认识下，人们当然不想耗费精力去研究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似乎谈论这样的问题会有损于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其实，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文化巨人们，在他们创造光辉灿烂的人文主义新文化的时候，既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那些积极的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同时也从基督教文化中吸收了许多东西。从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基督教文化正是人文主义新文化的母胎，新文化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母体中产生出来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本身就是教徒或教职人员，他们反对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对神职人员的读职行为，但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他们提出的人文主义思想起先往往是在旧课题上引出新结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出现;许多人文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基督教故事为素材，收藏在教堂的圣殿里。所以，基督教与人文主义思想并不是无缘的，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基督教对新文化的产生有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旧交替时期，文化转型的这种复杂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妨以他的《威尼斯商人》为例，再联系他的其他作品，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
莎士比亚的剧作，具有当时先进文学所共有的那种反对封建桂桔、争取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强烈的时代精神，同时又贯穿着一种作家特有的仁爱精神。作家相信，发扬仁爱精神就能消除纠纷和偏见，迎来一个普遍和谐的繁荣幸福的理想世界。这种仁爱精神在他的诗歌和喜剧作品里表现得格外突出。而且，正是这种仁爱精神，构成了他的喜剧作品的鲜明的个性。
莎剧中的仁爱精神从何而来?我们考查一下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化渊源便可得知，它既来自古代的传统，也来自基督教思想。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从基督教传统中接受了搏爱观念，并把这种观念与新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他相信，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可以迎来美好的未来。
《威尼斯商人》就是一部洋溢着博爱精神的喜剧。全剧以爱情与友谊为主题，贯穿着对于真诚的爱的赞颂。剧名“威尼斯商人”指的安东尼奥，这是一个王家巨贾，但全身没有一点铜臭味儿。他与巴萨尼奥之间的友谊是一种诚挚无私的感情。为了帮助巴萨尼奥去贝尔蒙特争取爱情幸福，他可以倾其所有，可以为朋友而向他伞时十分讨厌的犹太人高利贷者告贷，可以答应签署一个不合常规的借约，最后到法庭上可以以身抵债为朋友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莎士比亚在剧中竭力歌颂的一个人物。作家赞扬他对朋友的爱是如此真诚，如此无私，如此富有牺牲精神。作家还通过剧中人的嘴赞美他说:“他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而且特别提出“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莎士比亚全集》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1页)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符合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咨思想的理想人物;重友谊，提倡古罗马的侠义精神，也是当时英国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时流风尚。
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剧中的安东尼奥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样符合基督教精神。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办事，借钱给别人只为解人所难，不为取利。他本着一个基督徒的精神，为朋友担负债务。在法庭上，他坚守信义，甘愿照约受罚，而且面对苦难，默默忍受，表现出耶稣基督曾经表现过的那种死而无怨的美德。由此可见，安东尼奥既是一个符合人文主义原则的理想人物，也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的形象。在莎士比亚的心目中，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和基督教提倡的美德结合在一起，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理想，而安东尼奥这一人物则更多是以理想基督徒为模型而创造出来的。
剧中的另一个主题是爱情。在这一主题中，同样体现出一种无私的爱的精神。鲍西娅三匣择婿的故事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故事，它发生在布满花香、音乐和月光的贝尔蒙特，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和欢快的气氛，它与充满着仇恨和报复、发生了借债割肉案的威尼斯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这一故事的中心人物鲍西娅热烈地追求爱情幸福，但决不狭隘自私。当巴萨尼奥选中铅匣，她好不容易摆脱危险，找到了如意郎君的时侯，突然传来安东尼奥面临险境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地推迟了自己的婚期，支持丈夫离她而去威尼斯搭救朋友，临行时交给丈夫20倍于借款的钱。后来，她又自己乔装改扮成律师出席法庭，以超人的智慧战胜了夏洛克。这是剧中另一个体现了人文主义原则的理想人物，是文艺复兴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海涅称她是“希腊精神的后开之花—文艺复兴的代表”。(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温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同样，这个人物也具有理想基督徒的特色。如果说在剧本的前半部，这一特色还不十分鲜明的话，那么在剧本的后半部，这一特色就非常鲜明了。她来到法庭，首先就用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来劝说夏洛克，那一段关于慈悲与公道的演说活象一篇出色的布道文: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象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世俗的权威，使人民对于君王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子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莎士比亚全集)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这一番话使穿着黑色律师服的鲍西娅颇象一个谆谆善诱地劝人敬仰上帝的神父。待到对夏洛克进行判决的时候，鲍西娅仍不忘慈悲为怀，在执行严酷的威尼斯法律之时，要求公爵和安东尼奥对夏洛克从宽发落。
三匣择婿的故事还具有深层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篇寓言。金、银、铅三个匣子是一种象征。它们是对于选择者的精神境界的测试仪，可以侧试出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匣子上刻着这样不同的词句:
金匣—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银匣—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铅匣—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牺牲这就是说，选择金匣的人其目的是从爱情中求得个人欲望的满足;选择银匣的人虽未作非分之想，却仍是想通过爱情得到些什么。这两种选择表现形式不同，但并无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把爱情的目的看作获取。唯独对铅匣的选择与众不同，选择者把爱情看作奉献:准备为他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莎士比亚通过剧本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懂得爱情，他的爱情才能与鲍西娅相配。
贝尔蒙特是一片净土，可以使人得到净化。巴萨尼奥来到这里求婚，本来不无获取(如经济利益)的考虑，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取金羊毛的伊阿宋。但是当他在这里呆上一阵之后，他与鲍西娅真心相爱，他的灵魂也就得到了净化，懂得了爱情的真正意义。这时他已不是来取金羊毛的伊阿宋，而是一个纯洁的求爱者。他对鲍西娅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爱，类似基督徒对圣母的爱，只知奉献而不知求取。所以，他选择了铅匣。这一选择正表现了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于是，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娅与巴萨尼奥之间的爱情，既是人世间那种热烈的发自内心的互相倾慕的爱，又是理想化的互相奉献的纯洁无私的感情。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友谊与爱情，表现出无私的精神，富有理想的光彩，这是由于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中融进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吸收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才使莎士比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爱情观和独特的价值观，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
二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开始进人成熟时期的作品，如果我们以这一作品为中心，向前后两个不同方向延伸，来考察一下这部剧本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它在莎士比亚思想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转变的关键位置上。
通过爱情与友谊的主题来表现人文主义理想的美好，这是莎士比亚喜剧、诗歌创作的共同主题，但是各个作品中表现的思想内涵却是有区别、有变化的。他的初期作品中，较多从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享受尘世生活幸福的角度来写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从十四行诗到《维纳斯与阿童妮》，从《错误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到《仲夏夜之梦》，主要都是写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爱情幸福(尤其是性爱)的追求，写爱情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可克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超越各种界限，可以冲破各种咀力。《维纳斯与阿童妮》中的爱神是一个热情冲动，迫不及待地追求性爱的女性。《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勇敢地对抗父权和雅典的法律，维护自己的爱情。《爱的徒劳》则讽刺了意图压制爱情欲念的清规戒律。总之，个人幸福占据着这些主人公心目中的主要地位，他们以此为生活目的，以此为动力，表现出充沛的感情，无穷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当然，莎士比亚所主张的不是一种任意的盲目的热情，而是一种真诚的忠贞的感情，因此，他在《维洛那二绅士》中谴责了背叛的行为。
在这些作品之后，莎士比亚写了《威尼斯商人》。这部喜剧与前几部作品不同，它同样以友谊与爱情为主题，然而它强调的不是个人幸福而是为对方作无私奉献，相比之下，它的精神境界已大大地向前进展了:从表现友谊爱情中的个人动力，到歌颂这两种感情生活中的无私精神。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是精神境界上的一次飞跃。《威尼斯商人》是这一转变的最初表现。
《威尼斯商人》之后，莎士比亚写出了《无事生非》(1599年)，《皆大欢喜》(1599年)，《第十二夜》(1600年)等几部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好的作品。它们之所以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除了艺术的精湛之外，也由于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比以前的作品更高一筹，更充分更突出地表现出了人文主义思想中的理想化的东西。《第十二夜》可以说是其中最精彩的一部，剧中女主人公薇奥拉为自己所爱之人争取幸福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不幸(失恋)作代价，可以说是莎士比亚理想女性中思想境界最高的一个了。
莎士比亚的仁爱思想从早先的争取个人幸福进而跨人无私奉献的境界，这就使他在当时的人文主义作家群中卓然而立，在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显出其超越他人的独到之处。
莎士比亚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含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前所述，他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面貌，《威尼斯商人》可以说是这种变化成因的一个明证。
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个性解放.它的矛头指向长期束缚着人的个性的封建制度和教会神权统治，在当时确有进步意义。但是，人文主义所说的个性解放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的解放，并不是全体人类的解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当时，蓬勃兴起的商品生产否定了封建制度下人对人和人对土地的从属关系，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原则也要求资产者依靠个人的力量去增殖利
润，掠取财富。人文主义者所谓发现了人，所谓发挥个人才智，争取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正是反映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要求，把个人从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
在人文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者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有些人文主义者由自我中心主义而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另一些人文主义者则由个人幸福推己及人，更着眼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和谐关系，从而发展成博爱思想。自我中心的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封建的教会的统治更富有冲击性，而温和的博爱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更富有理想的光彩。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民族戏剧的两个主要代表克利斯朵夫·马洛(1564一1 593)和莎士比亚，就表现了上述这两种不同的倾向。马洛是莎士比亚的先驱，他在自己的悲剧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巨人式的形象，他们或追求权势，或追求知识，或追求金钱，是一些坚强有力的个性，是同封建势力对抗的斗士。马洛在这些人物身上表现了人的自身的伟大力量和伟大价值，不失其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些人物的伟大却是建立在践踏他人个性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价值以牺牲他人为条件，而马洛对他们又不无欣赏之意。这就使马洛钓作品也染上了个人至上的色彩。像马洛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在当时并非个别，更有甚者，有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主张为达到高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任何道德原则。因此，在马洛一类人文主义者的发展路线上，个性解放的思想与“恶”联系在一起。“恶”对于封建势力来讲，具有破坏性，符合历史的要求，但是终究因为它是“恶”而使人们对它抱有戒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它的进步性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而缺乏永久的价值。
莎士比亚则不然，他也赞成个人幸福，但是他的个性解放思想没有沿着“恶”性发展的方向前进，他从基督教思想中吸取了博爱精神，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他从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的观念出发，沿着博爱主义的方向，发展到追求普遍和谐、“皆大欢喜”，爱也就成为一种消除矛盾与障碍，使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伟大力量。莎士比亚不赞成个性主义的无限膨胀。他从早期就反对背叛行为(《维洛那二绅士》、《仲夏夜之梦)))，嘲讽马伏里奥一类利欲薰心的伪君子(((第十二夜》)，在后来的悲剧作品中，通过伊阿古、麦克白等一类人物，更进一步说明放纵私欲、无限制的个人追求，必然导致危害国家民族的利益，破坏他人的幸福，
同时也导致自身个性的毁灭。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路线是从小我走向全人类，它的思想核心是博爱与和谐，因此，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更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这种对于爱与善的追求，更符合人类的普遍愿望，因此，莎士比亚获得了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尊敬，他的作品也获得了永恒的价值。我们很难评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洛式的“恶”的人文主义与莎士比亚式的“善，的人文主义，哪一种更具有进步意义，如果从反封建的激进性来讲，马洛式的“恶”的人文主义也许更有破坏作用，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消极意义也更为突出、更明暴。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比较温和，但是，当他从这样的高度来观照现实，发掘现实中的罪恶势力，并对它们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时候，同样是锋芒毕露，人木三分的。只是他并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博爱理想使莎士比亚避免了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偏差，引导他沿着爱与善的方向，去追求更高的理想，从而使他获得了不朽的价值。
三
在《威尼斯商人》中，与体现了“爱情—友谊”主题的青年人站在对立面的是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矛盾，构成为全剧戏剧冲突的主线。在这一对矛盾中，包含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宗教矛盾。安东尼奥是基督教徒，夏洛克是犹太人，犹太教徒。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厌恶，以及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报复，都可以说是宗教矛盾的种种表现。在这尸问题上，莎士比亚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站在基督徒的一边，褒安东尼奥而贬夏洛克。
莎士比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首先取决于他的基督徒立场，同时也与剧本的写作背景有关。1594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犹太人罗德里戈·洛佩斯，被指控为西班牙的间谍，6月间被处以死刑。这一事件与当时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时间在伦敦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人的浪潮。伦敦的剧院也上演反犹大人题材的剧目。“海军大臣供奉”剧团复演了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供奉”剧团，当然也不甘落后，《威尼斯商人》很可能就是作家应剧团之约而写的。犹太人历来在欧洲受歧视，英国从11世纪以来就有过几次排犹活动。在当时欧洲的戏剧中，犹太人的形象已成定型，一般都是遭人厌弃和唾骂的恶棍，加上当时英国这样一股反犹浪潮，莎士比亚要在自己的作品申写到犹太人，就不可能把它处理成正面形象。
莎士比亚的这一态度，与他自己的贯穿全剧的博爱精神似乎不相适应.因此，他在剧本中有意淡化宗教冲突的内容，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层的开掘;他着重从人生目的与人生态度的对立上来表现这一对矛盾，于是，安东尼奥成为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者，而夏洛克成为人文主义理想的对立面，他的所作所为也成为青年人实现自己理想的阻碍。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兴趣不在写宗教冲突，而在写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或者说，他是从精神对立的角度来写宗教冲突的。
剧本第一幕第三场，夏洛克的第一次旁白就说明了他对安东尼奥的仇恨和他与安东尼奥的矛盾，早已超出宗教立场的差异:
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墓替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 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莎士比亚全集》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由此可见，他对安东尼奥施计报复，既为平日里安东尼奥的欺侮和辱骂，更为在生意场上排除障碍，以便他为所欲为地获取暴利。
安东尼奥也是商人，他也要赚钱，而且是赚大钱。但是，他并不看重金钱。在他的思想中，友谊重于金钱，为朋友可以倾其所有，甚至是自己的身躯和生命。因此，他待人仁慈，慷慨，他的处世哲学是热心尚义。夏洛克则不然。他有无限的贪欲。敛财成了他的人生目的。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追求。他讨庆生活的欢乐，生性吝音，信奉禁欲。女儿弃他而去，最使他心痛的还是女儿带走了财宝，在外地挥霍。宗教信仰对他来讲，只是他的贪财行为的护身符。他能引用《圣经》里雅各牧羊的典故来证明自己放债取利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他的处世哲学就是巧取豪夺，以牙还牙，抓住机会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在法庭上他不听劝告，固执己见，而且磨刀霍霍，当场就要杀人，活现出恶煞的凶相。
剧本这样来描写两个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莎士比亚不是站在狭隘的基督教立场上去写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矛盾，而是从人生观与处世态度的不同上去表现这种矛盾。他之所以否定夏洛克，是因为此人站到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对立面，并不单纯因为他是犹太教徒。他把人文主义理想与基督徒联系在一起，把夏洛克式的贪财、吝音、残忍与犹太教联系在一起，当然表现了他的基督教立场，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这里表现了作家对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矛盾的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具有它不同于一般宗教观念的思想深度。
莎士比亚的愿望是用爱来化解仇恨与偏见，以达到普遍和谐的目的。不过，他也看到，像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之间这种积冤极深的仇恨，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像夏洛克这样复仇心极重的人也不会轻易改变其本性。在法庭一场，剧中写到夏洛克在众人的劝诫和巴萨尼奥的三倍赔偿面前，都毫不动心。这样的铁石心肠，并不是爱的力量所能化解的。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一矛盾呢?莎士比亚在剧中引进了吉雪加和朗斯洛特这两条情节线索，提供了解决矛盾的另一种办法。
吉雪加是夏洛克的女儿。她是犹太人，但是她爱上了基督徒罗伦佐，她不愿过父亲规定的禁欲生活而愿意投人基督徒的欢乐生活之中，而且准备随罗伦佐离家私奔。这时，她的内心发生了冲突。她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背叛了父亲，违反了教规，深感自己罪孽深重。但是，她最终还是明白了:夏洛克的家就是一座地狱，逃离家庭，阪依基督徒，做罗伦佐的妻子，就是弃暗投明，逃出地狱。于是，她毅然地出走了。
朗斯洛特是夏洛克的仆人。他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生活在犹太人的家庭中，受犹太人管辖。夏洛克对他百般虐待，把他饿得只剩皮包骨头，因此，他决定逃跑，另投基督徒新主。临走之前，他也有一番思想斗争。良心与魔鬼在他内心展开了争夺战，魔鬼鼓励他出走，良心劝他留下。看来，朗斯洛特真是一个有良心的老实人。不过，最后他还是明白过来，像夏洛克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魔鬼”，离他而去，就是离开魔鬼，并非不讲良心。显然，莎士比亚在剧中安排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为了与吉雪加相呼应，共同来说明，对待犹太人的最好办法是离弃，有良知的犹太人的出路是改宗。
对于夏洛克，莎士比亚也给他安排了一条出路:同样是改宗，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这当然是强制性的判决，作为他触犯刑律之后为免于死刑而不得不接受的条件。
那么，对于夏洛克，莎士比亚是不是就不讲一点慈悲，没有一点博爱精神呢?不是。作为一个贪欲、残忍、复仇等恶劣人性的体现者，莎士比亚投之以厌恶的感情，但是作家并没有把夏洛克写成一个恶魔，而把他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内心感情。他按照自己的信仰和方式生活，却在社会上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看到基督徒奴役奴隶，仇恨异教徒，其行动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得到社会的承认，而自己却要受到欺侮。不平则鸣，夏洛克不只一次地指责基督徒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言词有理有据，犀利有力。这样描写的本身，就表现了莎士比亚的博爱精神。在他看来，犹太人也是人，他们有生活的权利，他们也要求平等，因此，歧视和欺侮是没有理由的，也是错误的。夏洛克的辩词中倾注着作家的见解和感情，才使得这几段台词格外精彩，格外富有说服力。
谈到慈悲，我们还不能忘记，剧中对于夏洛克改宗的判决，按照公爵、鲍西娅和安东尼奥等人的出发点来讲(其实也是莎士比亚的本意)，这也是慈悲为怀，因为这一判决既可以免除夏洛克的死刑，又给了他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这里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隐在的观念:作为一个人来讲，夏洛克有值得同情之处，从宗教的立场来讲，他的出路只有改宗。莎士比亚以为，二者‘统一在慈悲与博爱精神之上，其实仍是表现出他内心的偏见。这恐怕是作为基督徒的莎士比亚所无法克服的矛盾。
基督教理想给了莎士比亚福音，宗教立场又使他陷于一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