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还把这种手法直接与“陌生化”联系起来。他认为文学的印象不是概念的、抽象的说明,像人一样具有肉体,是一个总体,是不能分割的聚合,我们可以读取多种意味。那些现实世界的事物、人,如果在认真观察或以“陌生化”之眼来看的话,就绝不是符号的概念、抽象意味的东西的反映,在现实世界像符号一样单一的概念、抽象意味的事物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恢复,它流淌着鲜活的血,还它本来多种意味事物和人的原貌,并且认为这是文学“陌生化”的根本手法。大江认为日本文学具有浓厚的私小说传统,在文学表现上偏重于单一、线式的描写,要克服这些弊病,使文学作品显示出丰富的特点也要很好地借鉴巴赫金的狂欢节化、“变异现实主义”手法。

大江健三郎还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文艺理论家罗德曼的“结构主义诗学”(他依据的是日本劲草书局出版的罗德曼的《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一书)他将罗德曼的理论归纳为十点(详见《为了新的文学》)。从这十点来分析,罗德曼的观点是在社会、作者、文本、读者的四维空间来探讨文学形式问题、进行结构主义理论的构建。大江健三郎显然很赞赏这种观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江是主张立足于社会现实,重视文学的方法论,将整个创作看作一个整体来把握的作家。我们从他的作品亦不难看出,他所选取的主题都是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人的命运、人类的危机,如何摆脱这些危机,争取人类美好的明天,对于生与死的哲理的思考等等,都成为大江始终探索的核心。

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不管是取材于何方,总是会不同程度地注进自身经历的感受,而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在这方面都属于在一系列作品中尽情倾诉自己人生感受的作家,一些作品自传色彩很浓。川端的苦难童年、孤儿身世、酸涩的初恋,从年轻时代至老年不时涌出心田而诉诸笔端。大江健三郎因有患先天脑病的残疾儿使他对人生产生了独特的体验。作家本人亦坦率地说若没有这个孩子是不会产生出许多作品的,在某种意义上也不会有现在的大江。我想起长谷川泉先生在谈到川端人生历程时说的一段话:“对于川端其人来说,如果认为他人生历程中命运多舛,假若从这一近视的眼光来考虑的话,他的遭遇或许是很不幸的。但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岂不又给川端带来了幸福吗?”18这一点对于大江似乎也十分吻合。总之,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往往是形成只有他才能创作出的作品的根柢。川端康成的作品虽然比较复杂,但贯穿始终的基本上是对人类之爱的讴歌, 对生命的憧憬。比如对很有争议的《雪国》,他就说过:“也许有人会感到意外,其实贯穿全书的是对于人类生命的憧憬。”19大江健三郎力倡“边缘文学”,向世人警示“灾厄”,其目的还是希望世界好起来,让这人类惟一的方舟充满爱,在这一点上不仅川端与大江相通,而且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愿和创作主旨。当然如何表现则色彩纷呈,不然也就谈不到什么文艺的百花园了。

在日本现代文坛,川端康成把日本文学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他把有着独特日本特色的文学之花,借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又进一步展示于西方,展示于全世界;今天,他的晚辈大江健三郎像一个勇敢的探索者,带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硕果直接与西方对话,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它可以标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责任编辑:林昶)

（1）邓友梅在北京“中日第二届川端康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1994年8月。

（2）（3）叶谓渠译:《川端康成谈创作》,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4页。

（4）详见拙著《川端康成——东方的痴情歌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拙文《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川端康成走向世界》,《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

（5）（6）《为了新的文学》,岩波书店,第6页。

（7）见《小说方法》第8章,岩波书店。

（8）《文学再入门》,第20页。

（9）（10）（11）《小说方法》,第192、192、181页。

（12）（13）（14）《为了新的文学》,第17、45、146～147页。

（15）参见《为了新的文学》第12章和《文学再入门》第8讲。

（16）（17）《为了新的文学》,第175～188、186页。

（18）（19）〔日〕长谷川泉:《川端康成论》,时代文学出版社,第593～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