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以来,直到近人单士厘编的《清闺秀艺文略》,载入文集,有案可稽的女诗人数量可观。蔡琰、谢道韫、徐惠、李治、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沈宜修等,都留下足以使后人覃思叹息的诗篇。清代的女弹词作家陶贞怀、陈端生、邱心如等咏唱的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女中豪杰,也具有艺术的魅力(1)。不过,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女作家,特别是著名的女作家,却罕有所闻。然而,在越南,十八世纪却出了一位以汉文小说闻名于世的女学士、女文豪,她就是《传奇新谱》的作者段氏点,即阮氏点。当然,《传奇新谱》并不是与汉文学的诗歌传统绝缘的作品,诗歌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越南汉文小说以阮屿的《传奇漫录》为白眉。关于《剪灯新话》对于《传奇漫录》的影响关系,中外学者多有论述。有的学者也指出,《传奇新谱》中的各篇,都有因袭《传奇漫录》的痕迹;还有直接引用《传奇漫录》中的人物故事作为典故的情况,如《传奇漫录》中的一篇《徐式仙婚录》写县官徐式因救一折花女子而得以与南岳地仙魏夫人之女绛香结为伉俪,而《传奇新谱》中的一篇《碧沟奇遇记》写另一对人间男子、天仙贤妻的姻缘时,绛仙便已成为新人婚礼上的座上宾。段氏点还有可能直接仿效了《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金凤钗记》和《鉴猢夜泛记》等篇相应部分的描写,如《传奇新谱》中的《云葛神女传》中的仙女讲过“后数十年,当续兴娘之缘”,这里所说的“兴娘”,正是《金凤钗记》中因未婚夫崔生久别不归,相思而死的女主人公吴兴娘,后来她的魂灵寄寓于妹妹的身上,完成了与远方归来的崔生的一段姻缘,所谓“续兴娘之缘”,便是指这种再生姻缘。这些研究,对于说明《传奇新谱》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都是有益的。
    然而,这种一本书与另一本书的关系,并不是中越两国文学的全部关系,甚至不能说明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一部作品的产生,它从某一部具体的外来作品中所得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而它从某个外国的文学传统中所获得的有形或无形的启示要丰富得多。因而,我们对于某一部作品外来影响的探讨,完全可以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作各方面的审视。对于《传奇新谱》这样一部女性写作而又主要展示女性命运的作品,当然可以从作者为什么写、以及她怎样写的角度,来回答一下该作品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关系的问题。

一、 愁唱悲吟　寄情纸笔
    中国古代一些出身名门、家境富裕、氛围儒雅的女作家,大多早慧聪颖,多才多艺。《传奇新谱》的作者段氏点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段氏点(1705—1748),小字红霞,故称红霞女子。又称红霞女史,红霞夫人。夫家姓阮,故又称阮氏点, 越南嘉范乡(今海兴省文江县宪范乡)人。氏点少以才学闻,年十六,尚书黎英俊以其为女门生,欲召为养女,以进御嫔,但是氏点并不愿入深宫皇城谋求宠幸,婉言拒绝了尚书的好意,而所乐者日与父兄论学唱和。但是,这种生活并不长久,年廿五,父死,未数年兄卒,遗下老母及一门孤寡,皆赖氏点养育。也就是说,氏点幼年受到的教育是同男性大体相近的,而青年时代又不能不像男性一样承担家庭的重负,她以行医及代人撰述为业。生活的艰辛反而锤炼了她独立的人格和坚毅的个性,时达官贵人多方争聘,氏点皆婉却,自此“名重朝郡,人咸钦慕”。氏点虽然有着不让须眉的志气和才干,但她却不能摆脱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后唐豪蕊庄有女入宫得宠,迎氏点教授。氏点因避权势,遂入宫,后迁至章阳讲学,从游者甚众,章阳进士陶惟允即其徒。在只有男性才有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权利的时代,段氏点的才学品行,足以使女子扬眉吐气。富舍进士左侍郎阮翘妻为氏点闺友,阮妻死,翘多次求婚,终获允为继室。婚后月余,阮翘奉命出使中国,三年乃还。1748年夏,阮翘奉公差赴镇南藩管领事物,强段氏点同往,途中得病,八月初回就镇,至九月十一日病卒。(2)
    《传奇新谱》作于何时,今尚无考,但是从段氏点四十四年不长的生涯看来,从青年时代起,便大部分时间过着沉重而孤寂的生活。正如《传奇新谱》的男女主人公往往“对月则长吁短叹,临风则愁唱悲吟”,寄情纸笔,聊以自娱一样,吟诗作赋之外,拈弄笔墨,仿作小说,如果联想一下她所受到的近于男性的教养、家庭中近于男性的地位、近于男性的不愿依附他人的个性,这也就并不奇怪了。
    关于《传奇新谱》一书,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卷四十五“续传奇一卷”)曰:

女学生阮氏点撰,记述灵异会过诸事,曰《碧沟奇遇》、《海口灵祠》、《云葛神女》、《横山仙局》、《安邑列女》、《义犬屈猎》凡六传。文辞华赡,但气格差弱,稍逊前书。
    这里所说的“前书”,当指阮屿所著《传奇漫录》。尽管段氏点是仿照男性作家来写作的,但也不是没有把她作为女性作家的趣味留在作品当中(有时她可能有意识地要消解这一点),而潘辉注所说的“气格差弱”简直就没有考虑她作为女性作家创作的独特之处。《续传奇》今日传本,据《段氏家谱》提及氏点所作小说云:

如感仙之人陟降,则《云葛神女》,大段精神;宫女之贞良,则《海口灵祠》,一章艳丽;《安邑列女》,语义忠诚;《梅幻》、《燕鹦》,言词慷慨。
    此段又有注云:
《云葛》、《海口》、《安邑》三传,将刻板不及而兵燹,然皆已见安于世。惟《燕鹦对话》、《梅幻》二传,多误失其原,故人多不见。(3)
    这里谈到段氏点的作品,明确指出《燕鹦对话》、《梅幻》两篇早已失去原貌,可信的只有《云葛》、《海口》、《安邑》等篇。今人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所录据1811年版本,收有《海口灵祠录》、《云葛神女传》、《安邑列女传》、《碧沟奇遇记》四篇,因《松柏说话》、《龙虎斗奇记》非原本所有,故作为附录。鉴于潘辉注也不曾提到这两篇作品,可以明确断定段氏点所作的也就只有《云葛》、《海口》、《安邑》、《碧沟》四篇了。至于前面提到的《横山仙局》、《义犬屈猎》、《燕鹦对话》、《梅幻》诸篇,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就我们能够确认的这四篇来看,作为女性作家,段氏点始终将她的目光集中在女性的命运上。尽管这四篇都是以女仙为主人公,但是揭开缥缈的仙纱,她们不过是人间女子悲剧人生的变形。《海口灵祠记》写成仙的宫女,《云葛神女传》写降仙的两世悲欢,《安邑列女传》的主人公是成仙的使官未亡人,《碧沟奇遇记》写画中仙人婚后的不幸。在这些女性身上,或许吸收了民间传说的因素,使得她们充满了迷离的色彩,然而她们都只有在最后成仙或返回仙境之后, 才得到最终与男性和谐相处的幸福。
    湘妃、樊姬、徐妃是《传奇新谱》多次提到的中国女性,《海口灵祠记》中的陈朝宫女阮姬便是按照她们的模特儿塑造出来的理想宫廷女性。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忠诚于君王而又富于辅佐之才,即所谓“格君心”、“守妇道”。娥皇、女英不惜舍命以追随舜帝;春秋楚庄王夫人樊姬谏止庄王狩猎,并激楚相虞丘子使进孙叔敖,庄王以敖为令尹,三年而霸;唐太宗时的徐惠妃即徐贤妃常上书论时政。(4)她们不甘于优裕寂寞的生活,以色艺争君宠,而力图抓住机会表达自己同男性一样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初浅的在政治上对男性的求同意识,即是说,尽管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主持政事,但并不能说明她们不具备这样的潜能。后宫阮姬见国政之弊,上《鸡鸣十策》欲除弊政,又谏伐扶南。帝下诏发兵,遂扈从南征。帝梦南滇都督强索妃嫔,龙舟几覆,阮姬毅然投海,使陈帝转危为安。可以说,阮姬是集湘妃、樊姬、徐妃的牺牲精神、政治才干、忧国意识于一身的形象。然而,在她投水之后,落入了凶暴的蛟都督(不过是人间强暴男子的化身)之手,最终得黎圣宗射书传信、广利王派神捕擒妖蛟才得获救。可悲的是,阮姬的主张只能得到帝王的赞许,而不能被真正采纳与实施。她虽然有着“补卢后之衣裳,敢拟须眉男子;脱姜妃之簪耳,愿先冠带廷臣”的抱负,有超越男性的勇气;她的见识也使朝中重臣相形见绌,她甚至以生命扭转国运,使之否极泰来,但终究不能凭自己女性的力量摆脱受虐的命运。
    黑格尔曾说,“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5)女性作家有比男作家更为执着地探索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倾向。这在古今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段氏点也不例外。《云葛神女传》、《安邑列女传》、《碧沟奇遇记》实际上都是以女性的恋爱婚姻为主题的。《云葛神女传》写红衣仙女琼娘因上寿摔坏玉杯而被谪降世为黎太公女,得与桃生成婚,后琼娘忽无病而殂,身归帝乡,以尘缘未满,不能忘情,帝封为柳杏公主,仍许尘缘,与桃生相会后腾空而去。这些都是中国小说中常见的情节。不同的是,作品又写桃生丧妻后亡于愁郁,托生于义安朔乡,再与琼娘相遇,重得联姻。这两世姻缘,看来全是天意,正是这种天神转世的俗套,使得作家自由恋爱的朦胧理想能够自由地表达而不犯禁忌。这琼娘向转世的桃生主动献情的时候,桃生大喜之余,还有容求作伐之虑,而琼娘反说:“丈夫行事,何必若是其执也。夫文君识货,而谈者皆羡其行权;红拂爱才,而后世不疵其越礼”,颂扬卓文君与红拂自主择偶、自己主宰命运的精神,而主张“知己相逢,一言为礼”,以“知己”为婚姻的前提,这显然是段氏点最高的爱情理想。《安邑列女传》写阮氏与少年进士丁完,婚后相互敬爱。后丁完被选为出使中国的使臣,夫妻含泪拜别。不幸丁完染病卒于燕京公馆。阮氏悲痛欲绝,梦遇丁完后更切遗世之想,终于自缢。数年后有何姓者题词贞烈夫人祠,梦阮氏自明心迹,言“我之为使君者,非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