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层出不穷,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应切实正视自身的状况。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它的真实问题源自其现代处境,在中国进入现代转型和中西方文化遭遇冲突时期而迫切需要比较的形势下,它并未得到正常发展,反而阻力重重,直至被彻底禁绝,然后又突然兴起、迅速扩张,以至它的知识学基础未能充分得到奠定。这造成了对比较文学的误解,忽略了它作为学科的特征,即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超越性和世界文学的理想性。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任务不是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创立学派,而是要正确处理好前沿发展、分支衍生和基础学理建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比较文学　现代文化转型　学科与方法　学派
作者    张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今各种人文学科中,没有哪门学科比比较文学更频繁地遭遇“危机”之说了。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层出不穷,更有意思的往往是出自本专业圈子的诛心之论,在业外人看来未免显得是“自虐”,因为至少在中国,不久前高等院校根据上级规划在中文系普遍设制了比较文学课程,应该说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如何又来“危机”?所以不妨将此视为一种“镜象”,即由种种真实现象折射而成的复杂迹象,从中反映的,虽如有识人士业已指出的,有学界对国外学术动向的盲目追随,甚至是概念和策略的简单复制(“比较文学的危机”云云曾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的口号),但更多还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感觉到我们自身确实存在的不足,大方向应予肯定。
    然而,我更赞成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能继续把人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把人家提出的论点咀嚼一遍就当作是完成了对问题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做一番探寻。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总特征,在我看来就是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并仍在继续的现代文化转型,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知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背景。以知识学的眼光分析在这一现代语境下生长起来的中国比较文学,而不是把它当成一门现成的学问,可能更有利于找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症结所在。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一
    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是由现代文化转型而出现的。虽然有的比较文学史专著把我国的比较文学源头追溯到了先秦两汉,事实上在那个远古时代能发现的只是被普遍运用的比较方法,这种什么都“古已有之”的习惯思路并不能真实说明历史。严格地说,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建立,是在“五四”前后,比较的观念与方法由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介绍进来,并初步展开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最终以吴宓于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成为里程碑式的标志。
    正是由于现代文化转型,废除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引进了西方的知识科学,并激发起比较的兴趣和热情,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铺下第一块基石。不管今天作何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是以西方为参照系数进行的,并以此将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强制纳入了世界经济的市场。和欧洲19世纪末比较文学的兴起的历史条件相类似,那时如同《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也是国际市场的形成冲破民族经济文化壁垒的时刻,欧洲统一的曙光似在眼前,“世界文学”的理想重新燃起,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在结尾处就曾热情洋溢地预言:“我们现在已将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无论何事已都有这样的趋势。……从此世界的全人类将由文学、艺术、商业、实业等等,表现出它们的大同精神,将不复为从前的国别所限制。”(1)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只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实现现代化,中国也将以平等的身份跻身于强国之林,走向先贤们梦想已久的大同世界。
    因此,比较成了取法效尤之道,比较也是儆蒙醒愚之策,比较同时还是维持民族优越感的有力支柱。通过比较,寻获到学习并赶超的榜样,发现了自身的差距和缺陷,当然也不难找到比别国高明而足以自豪的地方。吴宓《〈红楼梦〉新谈》就是这样评价这一部清朝的“奇书”的:“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长短,本只一理,中西无异。”“其入手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2)
    回到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显然用不着这样的比较眼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比较视野。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富庶的泱泱大国,代表着最发达的文明,它不需要同周边的蛮夷之国做比较,天然就处在远远比它们优越得多的崇高位置。同样不应忘记和回避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文学一度遭到禁止,除了别的情况,意识形态上自认为代表了最先进、最有发展前景的文化,而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与文学统统视为腐朽不堪的东西,也是一大原因。在那种情况下,优劣判明,高下已分,还有什么做比较的必要?当然,比较文学并不等于直接的比较,但它是以比较的必要性为前提的。任何知识科学都同样,只有在必要的前提成立后,它们才会形成和诞生。
    然而,中国是以弱势文化的身份,被动地参加到现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去的。它的国门是被鸦片和炮舰打开的。同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就开始逐步走向共同市场的渐进性不一样,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着突发性,它和西方列强的经济契约的签订也带着明显的屈辱和不平等。这必然激起中国本土强烈的民族自卫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强力排斥。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尚未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做出全面的检验之前,这一主张就先验地确立了前者的本体优先地位,而把后者贬斥为应用之末技。这样,似乎是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报复,我们制造了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不平等;作为对曾有过的文明优越地位丧失殆尽的补偿,我们又创造了一种知识上的优越地位。结果,在确实需要比较的年代,比较并没有如期待中的广泛展开。西学受到的待遇也基本上是两种对立的倾向:一部分信奉者无条件地接受,大部分人则十分隔膜甚或反感。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吴宓所在的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的外国文学系,其建制和性质迥然不同于当今各高校的外语系或外国语言文学系)短短两三年时间就被撤销裁并,为什么此后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长时期内滞缓不前。这个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个别和少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凭着近乎痴迷的热诚在坚持工作,用“硕果仅存”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在戊戌变法后先后开设的人文学科新科目中,恐怕还没有一门像比较文学这样路途艰厄。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前阶段的禁令解除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使比较的必要性重新明确,比较文学几乎没遇到任何障碍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课程纷纷在高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中开设,出版了专业教材和理论专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会随之成立,同音讯久隔的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接上了轨。许多其他专业的学者投身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去,他们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语言学、外语翻译与教学等各个领域,通过到国外进修或自学掌握比较文学的相关知识,接着培养出下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学一时成了覆盖众多学科的“显学”。而且随着比较文学向跨学科研究的拓展,它的学科包容性越来越大,总有新学科进入到比较文学的外围来。
    但就在如此令人欢欣鼓舞的重振中,我们的比较文学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它本身的目的。一门学科能否成立,除了看学理上的根据,即它内部知识的体系是否原原本本、完整严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学维度,即它能否适应现实事件的发展和需求。一位伟人说过,理论的命运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学科知识的命运亦复如此。学科知识对外在事实的适应性,相对于代表学科知识内在结构的合理性的“学理”,我称之为“事理”。它意味着,学科知识同时必须反映和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它的角度回答生活事实提出的问题,当然其应答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甚至并不那么直接。已故的著名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有句名言:“比较不是理由”,说的是同样意思。比较并非天然就合理,比较必须有更底层的理由为它做支持。在中国,比较的理由本来是相当充分的,这就是前面说的现代文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不同特性及其融合与冲突的可能性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离开了比较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更多建基于学理上的填补残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建国近30年来比较文学的被禁(包括文革10年的破坏),连早先那点不多的先行者的足迹都荡然无存了;其次看到的是国外同时期的迅速发展,那和我们的空白一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比较文学的学科重建差不多成了对国外比较文学现状的拷贝,凡是最新的分支和前沿或外沿的研究都移植了过来。这样做不是没有益处,至少在隔绝多少年后让人们见识到比较文学已有的规模,并一步跳过了横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但因对比较文学的目的或“事理”注意不够,导致了自身的失衡。它新生的速度惊人,但它的实际立足点不稳。
    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概括地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课题,比较的需要不容置疑,但比较文学非但没得到顺利发展,反而阻力重重,直至被彻底禁绝,然后又突然起飞、迅速扩展,而它的基础却未很好得到奠定。这样一种畸形生长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殊性。反观其他现代学科,几乎很少有像比较文学那样的,它们都在现代化过程里经历了持久的发展,因为都找到了同传统学术的衔接点,或者实现了同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前者可以文学领域为例,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的史学、诗话、词话和诗文评不难找到联系和转化的途径;后者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例,事关国计民生,不容人们轻慢视之。那么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就没有结合部和生长点吗?假如不是,这个结合部和生长点又应在何处?在中国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在哪里?……这类问题得不到解答,比较文学就容易给人以“无根之学”的印象,其他种种弊端和不足也莫不与此有关,由此滋生。

二
    困扰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另一问题,是方法与学科之争。比较文学究竟只是文学的比较研究法,还是一门独立自足、自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基本的原理长时期来没得到注意,结果造成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和特征积晦难明。据笔者所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译介比较文学原理的惟有1937年出版、戴望舒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一书,而中国学者涉及比较文学原理的仅仅只有吴康《比较文学绪论》一文,即便该文,也不过是对作者拟进行的中西文学比较的概说,有关的理论说明远不够充分。(3)难怪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对它是方法还是学科说法不一。
    假如比较文学确实只是一般的文学比较研究法,那它并无必要单独存在。道理很明白,比较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都能够普遍应用的。把比较文学当作方法也忽略了,它经过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研究规范。
    更重要的是,比较文学有自己鲜明的学科特征。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超越性的学科,它试图跨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甚至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通用的对比较文学较为详尽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4)而“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5)。显然它不满足从单一的角度、空间和领域来考察文学,而希望从更大的范围与方位来理解和领会文学。这一点是其他种类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
    但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并不仅指把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或知识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还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宏阔胸襟。它不固执于某一个文化中心,或在反对某一中心时又陷于对立的另一中心,而是凌驾于中心与中心,甚或中心与边缘的对抗之上,跳出它们各自的局限,谋求一种更为宏观、更为全面、也更为公正的视野。诚然,每个研究者都有难以避免的特定视阈,谁也无法完全克服观点上的片面性和情绪上的倾向性,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有个人喜好等感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在比较文学看来,这些都是需要自觉地加以超越的。比较的研究并非以己之长度人之短,或简单衡量出优劣高下和类同差异,甚至单纯的对话都不能算是它的宗旨所在,因为对话很容易变成各说各的,变成相互的指责、轻慢或埋怨。比较文学应该是超出于它们之上的一种升华。如果缺乏这样一种科学态度,无论我们着眼于不同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或差异性,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强调共同性会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反之强调差异性则会造成不同文化的对峙.　
    应该说比较文学的超越性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这是顺理成章的。它在作为学科孕育时,就怀有一个理念,即“世界文学”。无论歌德最早提出或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做的阐发,世界文学都意味着打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进而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6)世界文学并不取消丰富多样的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但也不等于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它们彼此沟通和了解后,体现全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资源的一种新的创造。它依然来自民族与地方,但又不限于民族与地方,而向往并促进着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交流。只是在此意义上,越是属于民族的东西才会越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人类根本的意愿是相互交往,而不是自我隔绝。当然,作为美好的理想,世界文学真正要实现,路途尚十分遥远,但比较文学就是为着这一理想而工作,它在为此理想的接近而一点一点地架设桥梁,通过比较寻求着不同民族的心灵契合点。正是在此意义上,纽约州立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勃洛克曾说:“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7)同样道理,对目前各高校普遍设置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不应该把它的内容理解为比较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而应理解为在世界文学理想指导下的比较文学。
    不妨认为,世界文学实际是比较文学的形而上追求。这种形而上的追求,和学科知识的实用目的并不矛盾。科学往往还有一个更内在的动力,爱因斯坦就相信,“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8)“形而之上谓之道”,我把这种理想化的形上追求称为“道理”。从知识学的角度看,一门知识学科的合理性即其能否成立,除了“学理”、“事理”,就取决于“道理”。重复地说,“学理”是知识体系本身的结构逻辑,“事理”是知识体系对实际事件提出的问题的应答,“道理”则是它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标准看,比较文学是基本符合条件的,这也是比较文学有资格称为学科的根据之一。但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和重建的过程中,对这一“道理”同样不曾把握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为比较而比较”的倾向,出现那种列出了比较对象的同和异后就不了了之的做法,实则就和这点关系密切。在世界文学的理想的照耀下,比较文学应该通过同异的分析,探究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真正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的可能性及其障碍。
    然而,超越性既为比较文学带来了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胸襟和理想的高度,也导致了它后来发展过程中的二难处境。我曾说比较文学是一门“想飞翔的学科”,这不纯粹是譬喻。在一般人看来,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得到的。试问你能掌握多少外语?学几门学科的知识?……在这方面极容易给人造成不脚踏实地的印象。法国学派在刚开始创立比较文学时,首先强调的是确确凿凿的“事实的联系”,似乎也意识到了超越性研究方向隐含着失去根基的危险,所以它要求自己在超越种种界限的同时,确实证明自己的可靠性。想飞翔的学科刚刚展开翅膀,又不忘在大地上牢牢站稳,但这其中恰恰包含着一个悖论:站得过于稳固,又无法高举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