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陈 惇教授在作学术讲座）
陈惇教授简介：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等职。主要专长在西方古典文学，对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巴尔扎克等西欧作家研究较多，主编过《西方文学史》、
2004年4月1日上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惇教授，应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请，为该所研究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
该讲座的题旨为“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之缘起及两校对话所关注的共同论题。
陈教授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北大首届（2002年9月27-28日）和复旦第二届（2003年9月25-26日）“论坛”之所以产生，“论坛”所关注的话题之所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激起了圈圈涟漪，甚至掀起了阵阵波涛，其根源在于国内比较文学自身依然存在着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北大“论坛”议题有二：一是就目前比较文学的教学、研究生的指导等问题展开对话；一是就比较文学学科的自我定位问题进行探究。复旦“论坛”的议题亦有二：一是比较文学的边界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关系问题；一是对北大“论坛”议题一的回应。诚如陈教授所言，正是因为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至今不明确，学科建设和发展目标至今未统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关系至今纠缠不清，从而使界内人士颇感茫然，以致学科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陷入了新的“困境”。
接着，陈教授回溯并评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者关系在我国为何如此错综复杂，二者的发展轨迹为何如此崎岖不平。作为亲历上述两门学科发展历史的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作为制订决定二学科发展方向的系列举措的直接参与者，陈教授指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者间的关系本来密不可分，然而在我国直到1998年合并前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这其中的恩恩怨怨与是是非非真可谓一言难尽。
在我国，1949年之前的大学中文系大都被称为国文系。当时除了教授国文外，几乎不涉及外国文学，更无比较文学之内容；1952年仿效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实行院系调整，于是此前的国文系被纷纷改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涵盖语言与文学两大块。文学中以中国文学为核心，个别有条件的院校出于开拓学生眼界，活跃学术思路，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学知识等目的，开始考虑到应让学生略知一些外国文学以便更好理解文学理论内容的必要；到了1956年，随着教育部的全国师范院校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会议的召开，姗姗来迟的且呈拼盘式的外国文学课程才最终产生。可是，经过1960年的“反封资修”运动的冲击和随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剪除，外国文学早已名存实亡。直到1978年，伴随着杨周翰先生“该是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的呼吁的发出，伴随着次年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面世，伴随着我国第一本由卢康华与孙景尧二位先生合著之作《比较文学导论》（1984年）的推出等，才终于迎来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春天”，盼来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勃兴。到了1986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学科在我国终于产生了。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一方面彼此之间关系甚少，大致呈各自分离的状态；另一方面，均被归属于外国文学范围之内，在师范院校均为中文系所辖。比较文学的被认可，学科设置的确立，硕士与博士点的相继出现，却并没有改变它与世界文学学科间的关系。到了1997年（在中国大陆，此时尚无世界文学博士点），二者间这种表层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才随着该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建制完成而走向结束。可是，形式上的合二为一并不意味着实质上的浑然一体，相反，今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同一名称下双方却呈貌合神离之态。
那么，二者间的关系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正是两次“论坛”所关注的热点论题之一。陈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应该保持一种互动与互补的关系。”这一见解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