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时间：2006年4月5日

报告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报告人：台湾东吴大学谢东闵人文社会科学讲座教授：袁鹤翔教授

孙景尧教授主持介绍：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著名的海外专家、学者袁鹤翔先生及其夫人陈教授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袁先生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西方文论的教学和研究，著述甚丰，影响极大。国内大陆比较文学的发展也浸透着袁先生的心血，他当年在主持香港中文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的工作的时候，和李达三先生一块儿邀请了许多大陆的学者和教师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或进行合作研究，这对我们国家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发展——用法国已故的欧洲汉学家Ren é Etiemble（中文译名：艾田伯）的话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复兴”，在这方面，袁先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袁鹤翔教授演讲正文：

    我将自己多年来参与教学的经验进行总结，有一种类似conclusion的东西，但这不是做一个结论，因为conclusion表示到此为止了，只能说到目前阶段，我本人所发现的、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想各位现在和以后也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我所提及的到目前为止，从事比较文学或东西比较文学方面，我所发现的大致有三个方面所考虑的因素：一是传统观念上的问题。传统的比较文学，早期从欧洲传来时大家所谈的大都是类比、影响和接受这一类的研究，因为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因而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最早传自欧洲，法国人称之为将相似的存在的事实进行比较，这让我们研究者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后面我将详细解释；第二个问题是在早期比较文学研究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在近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这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翻译和语言的问题。因为早期比较文学我们不赞成用翻译的语言来做研究，但翻译到当前已经发展到已经非常先进、非常satisfaction阶段，翻译是绝对可以运用的。但是翻译过程中，因为文化的不同、语言结构的不同，也会造成许多让我们感觉到困扰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接触很多的（在美国和台港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接触比较多的问题），在做比较文学研究时，牵涉到文化上的问题。这至少在台湾目前或亚洲其它地区最让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和范畴。那么所说的文化研究的议题的原因，文化的问题常常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法国人则称之为civilisation，而德国人则称为Kultur，两者都是从拉丁文的语源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通常是指精神的和物质的成就。但今天我们谈的文化问题与这个传统的文化观念已经有些分开了。我们讲这个文化的时候，大家也许有过接触，比如第三世界研究、反殖民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甚至是同志研究等等，这些方面已经将传统性的文化观念或颠覆或改变，文化的外延已经被放大了。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近期，后现代文化的发展已使得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化观念并非对等关联，而是将这一范围放在了一些特殊的议题上了。我就大致谈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类比问题。当初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有一个假设性的观念（assumption），这个假设性的观念首先即从一个根源引申、延发、分散所产生的不同的文学表现。所谓同一个根源，从西方的观念来看，文化根源就有两个，一是希腊、罗马的，一是希伯来的。这事实上也就是早期东西方文学的一个融合点。但地域性限制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如地中海北部的希腊、意大利，向东南则是现在的中东地带，南部就是北非埃及一带，恰巧地理环境都限制在地中海的四周围。在当时当地各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较为频繁，但不论如何，它们的根源就是上面所谈的两者。希腊的文化传统，从文学上来讲就是史诗、历史和戏剧三者，罗马的文化传统是随其社会、军事力量发展有关，所以就偏重社会架构的组织，从社会架构组织来说就延伸成一个帝国社会的系统，而维护这个系统的中心力量就是它的语言的力量。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欧洲的许多语言几乎都是和罗马的拉丁文有关，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牵连的因素。当希腊、罗马两个文化因素结合一起逐渐东移时，就与中东犹太人的文化吸收进来。这是一个与希腊、罗马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希伯来文化的着重点是建立在宗教一元化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宗教一元化的基础——宗教观念影响着它的道德、社会伦理等一切的观念。这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这一文明的发展到中古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到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这种文化结合的所构成的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伸伸缩缩，不断延变的状态中。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力，如果说有，则大都被其吸收、消化，融合到其文化体系当中去了。所以当我们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大家就往往将其限制在这样一个传统以内。在这么一个传统之内，所做的研究要不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要不就是文学上的研究，从文学上去追溯它的思想根源，而这个思想根源就脱离不了这两个大的文化因素。而这当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基本上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但是为什么可以揉合在一起呢？这也就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影响和接受，即influence和acceptance有关。

如大家所知道，今天要研究西方文学，几乎所有能见到的文类（genre）都是和早期的希腊文类一样，所有西方的literature genre在早期希腊已经发现了。只不过现代的与过去的有不同的着重点，古希腊并没有将着重点放在更细地划分文类上，早期的文类只有三个史诗、戏剧和历史。从一个未完全成型的文化状态当中进入到一个成型的文化状态当中，史诗是一个最主要的过渡桥梁。

今天我们常说的荷马史诗包含两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如果作为一名老师应该教哪一部？许多人认为，《伊利亚特》几乎没法教，因为这部史诗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伊利亚特》说的是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十年的战争，但它并不谈及战争开始，也没有说到它的结束，而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抽取出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展之后就结束了，没头没尾的，因而我们在谈到史诗的技巧时，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in medias res,即begins in the middle，这个故事就是从当中开始的，它的第一句就说：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叫阿喀琉斯，他是如何发怒的，因为他的发怒而引起了后来一连串的悲剧的故事，而这个悲剧故事也没有完结，这个故事的结尾就说阿喀琉斯将敌方的一个王子（海克特）杀了，将其尸体拖在战车之后绕城一圈，海克特的父亲过来求还尸体，两个对敌的阵营也分开了，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竞技会（我们现代的体育十项运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从《伊利亚特》的第十二卷书的卷首就有一段就已描述得很详尽）。通常我们看这个故事就很厌烦，但是深入其中则趣味盎然。这部作品到了第三卷就是一连串的名字，某某人从什么地方来，他带了多少只船、多少个兵和多少钱，整个一卷书大约二十多页全部都是讲这个，看了一半就让人困乏了（我通常都这样，至少我在读的时候，就睡了好几次，笑……）。当我上课时，就让同学把与当时故事相符地中海沿岸的地图拿来，一一标识出每一个人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希腊联军出兵的小城邦就几乎在希腊半岛四周，包括爱琴岛屿，由此就可以看出希腊远征军的组合不是一个中央集权，而是来自各地的分散小城邦。那么这一认识对理解作品有何作用呢？这个故事与《奥德赛》有很大的不同。《奥德赛》开始时，讲的是战争十年后，俄底修斯打胜仗要回家了，他却在地中海漂流了十年才回到家中。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开始的时候，因为俄底修斯十年未归，家里聚集着许多窥视其王位而欲娶王后为妻的求婚者（这里有一个关涉希腊王权继承的问题，也就是宫廷政治的问题），俄底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为此离家一直沿着俄底修斯当年的路去找他的父亲，而俄底修斯离开特洛伊时也是想尽办法要回到家中，父子两在地中海周围兜了一大圈最后才团圆了。这个故事有头有尾，所谓头是儿子离家去找父亲，另一方面是父亲离开战场回家去继续他的王权，而史诗的最后场景充满了血腥暴力，父子俩联手将宫廷里许多外来的求婚者全部杀尽，并将他们如串香肠般地挂了起来。这个故事是有始有终的，儿子离开家去找父亲，父亲离开战场回家，最后父子联手则表示传宗接代和王权继承的完成。父亲与儿子历经诸多经历，两代经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经历。这个故事一直到十九世纪，英国诗人Alfred.LordTennyson（丁尼生），写了一首短诗《尤利西斯》讲父亲将政权传给儿子，因为他长大成人了。可以说丁尼生替荷马下了一个结论：政权的传承、经验的传承，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这就使得我在上课时就会去考虑应该主要讲解哪一部作品？开始我认为应该是《奥德赛》，而后来则认为应是《伊利亚特》。因为《伊利亚特》在一个时代的条件下，代表了希腊文化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这部史诗除谈及一个个人以外，不谈其余，其中所讲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构成一个所谓的武士（what constitutes a great character we call hero?）所以在作品中，不讲道德，不论伦理，只说一个人他是多么的勇武，他可以把敌人打倒，打到敌人没有反抗的力量，他就胜利了。这是早期文化中一个英雄的观念。所以我说史诗是一个文化代表，代表了人性。如果文学作品限制于一个人的描述上，可以写得非常好，但要放到经典的尺度下，它就不见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因而要想写得真正的好，实在不是易事。这就是为什么在荷马于公元前七世纪写的《伊利亚特》，描述的事迹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故事，我们至今依然拜读。

传统的比较文学当我们要对比的时候，往往要把两个不同的要比较的现象减低到最为简单的状态当中，这样比就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文化、道德等等方面的因素。确实早期的许多比较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有第二条路。但是现在看来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在看东南亚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时，他们不是西方的种族，但却用纯粹的英文写作，这又如何看待呢？我认为这就牵涉到另个问题，影响和接受的问题。

影响与接受的问题简单而言就是两种情形。影响和接受假设是来自不同文化文学根源，那么这两种文化必然一个是强势的，一个是弱势的，在两者相互碰撞之下，弱势文化就会被吸收到强势文化当中去了。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我们做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时，就很显然可以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亚洲有一个不同之处，虽然十九世纪之后，亚欧相比，亚洲确实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文化状态当中，但是就并不表示亚洲地区没有比西方更深远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例子，印度是一个例子，甚至日本也可以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们可以不把日本包含在内），但至少中印两国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两国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但是在近代与欧洲相比之下，他们又处于弱势。虽然他们保留着精神文明更为长远的历史，甚至有着更高层次的文明，但是在物质文明方面却是弱势。而从当代观念来说，当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把文明的重点放在物质文明上的话，那么有再高的精神文明也没有任何抵挡作用，因为物质文明慢慢占据上风，由此造成如此现象。所以我们现象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在非洲和中东，强势文明将弱势文明吞掉后，造成了一些冲突，文化也完全西化了。而在亚洲不同，这两方的势力依然在冲击和碰撞当中。因此我们遭遇到这样一个困境，虽然精神文明较为强大，却在物质文明的挤压下渐渐没有了声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的一个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个最大的问题。globalization所带来的英文的通用性，从语言方面造成了许多文明文化上冲突现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反映。

第二个问题是翻译的问题。美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分四个时期共出过四个比较文学报告，分别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第一个报告在五十年代出来，强调了比较文学必须专注于原作，只有在某些状态下如世界文学的教学，可以使用翻译；第二个报告则认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使用翻译，但重点依然放在研究者必须通晓二至三国的语言；第三个报告对于比较研究能否使用翻译问题，就较为模糊了；第四个报告，就认为做比较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依赖翻译。这个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翻译的技术到了今天，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已大部分可以完全翻译出来，如果有一小部分无法译出，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就算是同一国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写作，或是因为不同的场合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用翻译的译文，要考虑到一点，就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经过时代的改变，经过社会环境的改变，经过文化浸染的改变，会在字意的价值上在产生很大的改变。文字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功用性的，即字符与含意有着清晰的指涉；另一个是反思性的功能，我称之为reflective,它反射出构成这一文字意义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社会、道德、宗教和价值等许多因素。例如在Dan Brown的作品ANGELS & DEMONS当中提到一个词assassin，中文翻译成“暗杀者”，这个词的词源是从拉丁文hashishash而来，而这一词又从叙利亚文hashih而来,这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象大麻一样，在人们食用后可产生致幻作用，在十三世纪时，西方十字军东征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当地人则专门组织了敢死队去刺杀十字军的武士，这些敢死队员出征时，就食用这种致幻的hashih。因而在十三世纪时，assassin这个词并不存在，只有hashih这个词。在伊斯兰世界对hashih这个词的价值判断是正面的，而基督教世界对这个词的判断则是反面的。所以assassin这个词本身就有正反两种价值判断，这就要视你从哪一个文化的角度上去做判断。今天我们所接受的assassin的词意，很显然是一个反面的价值。所以我们说语言一定包含着它的价值、道德与宗教观在其中。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翻译语言的材料，但是翻译语言带来我们在价值、道德和文化观念上的转变，我们一定要对之有深刻的了解，这才能使我们在做比较文学研究时有一个较为准确地认识。

第三的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凡是涉及到道德、宗教上的观念，都脱离不了理论性的观念。那么这所谓的理论性观念，我认为是和文化分不开的。“文化”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微妙的transformation,这个改变不仅是个符号外形的改变，其内在质量也会有所改变。“文化”这个词是从拉丁文发展而来，拉丁文为cultūrare，这个词是“种植”的意思。因而，culture本身就有种植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演变，融入各种因素，使原貌有所改变，才逐渐形成了文化。但是“文化”这个词到了十八世纪又产生了一个大的改变。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本书一开始谈及拿破仑征服埃及之后，他看到狮身人面雕像非常惊讶、感叹：“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文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文明”是从一个物质的表象去看它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值。赛义德就提出一个相对的理论，他说，拿破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狮身人面像是经过多少劳动人民的力量，死去了多少劳动人民才造出来的，而造出来的目的却是为了彰显帝王的虚荣和权势感，而那些创造这一“文明”的，如孟姜女哭长城，埋在长城脚下的人们都已经消失了。在这里两种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德国人表示“文化”的词是Kultur，尼采就已经阐释得很清楚，在《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谈得最为明白。今天大家把尼采当作解构主义的开始，认为尼采否定了传统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尼采并没有否定一元化价值，尼采只是很实际地向我们指出来整个世界精神的发展就是由正反两种力量共同组成。他的观念是黑格尔因循下来的，他用酒神和日神两个象征表示了人的思想发展就存在这样两个趋势，一是完全自由、不受约束的豪放的力量；另一个则又是人的理性的要求，要约束、限制这也是人的自身存在的。因而他认为这是两种人的本性的力量存在于人类社会文化当中，这两种力量在希腊的文明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彻透。在希腊的文明当中，并且是以希腊的悲剧表现得最明显。他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俄犾浦斯王，在这当中他谈及两个方面，一是人可以做他所要做的；另一个就是不论你怎样做都必须受到命运自然地约束。这里面就体现出人性存在的两种力量：理智性的和非理智性的。人们想做的就是想尽量将这两种力量揉合，而人却永远无法很好地做到。因此他说，希腊的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这是人类生存必有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是辩证的、无法消除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剧。所以理论的发展牵涉到早期所有理论的发展所要求的一点，在文学批评史当中文学理论都是从一元观当中因循下来，可是现代主义的开始，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知识的发展已经不容许我们有一个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所以我在看文化研究中，反殖民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甚至是同志研究，这所有的理论发展都是和传统一元化的价值相对立的。如传统文化中通常都是一元化的男权社会，而现在的女性主义研究就是对这样的一元价值观的反对意见。同志研究也是如此，如《断背山》大家就争论得很厉害。殖民主义研究亦是如此，以前大家都这样认为，被殖民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一定低落、水准一定低落、人性一定低落。西方有其自有的根据，根据就是“自从亚当、夏娃获罪之后，他们的子孙中那些不接近神的都慢慢变成了非洲人、黄种人，甚至面貌都不如白种人好看了。”在西方确实有这样的观念：你的罪恶感使得你的容貌和一切都改变。而这只是一元化的价值观。到了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开始时，就有一句话：黑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但是大家就要有所认识这样的一些现象：例如夏天为什么大家都要戴帽子？所以我说理论的观念已经从一元化的观念演化到了多元化的观念。在多元化的观念下，根本不可能有批评的可能性，因为批评必须有价值标准的，一旦确立价值标准问题就随之而来：你以什么来确立你的价值标准？既然各元标准都有相同存在的理由，你又为何说A必须比B好，甲要比乙好？因此，我个人观点认为，当前，二十一世纪，后现代主义是对我们以往过去所有的传统的经典观念的一个质疑。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价值一定的标准规格。所以今天，假设要谈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话，你没有办法用好与不好的方式去评价，但是在评论时，你可以认为不同的现象表达了不同的思想。回过头我们来看是不是确实不能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呢？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个领域内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结构上，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文学作品从技术角度而言，是否有一个更为完整的发展。所以我们说，理论遭遇最大的问题是：经典、典范规律的形成（这是我们早期所做的文学理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可是到了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称之为经典规律、规范的破碎。被打碎之后，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什么都能做，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能做（这只是一个虚设的、简单的判断）。而在这一黄金时刻，我认为是一个creative moment,在这期间任何可能性都存在。这就要看你如何去抓住一个你所研究的目标，但是要记住，这个可能不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方面我倒是赞成解构主义，反对权威的。权威我认为在某一方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说我的看法只是个人见解，不要当作权威性的观点。

（李志峰录音整理 20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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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之后，同学提出了有关跨学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和比较文学概念发展的疑问，以及阅读方法和如何面对各种理论的冲击等问题，袁鹤翔教授一一做出了详尽而深入浅出回答，给同学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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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尧教授总结时说，我有两点体会比较深，一是文学原著的阅读要深究，二是理论著作及其它相关著作的阅读也要深究。因为只有深究才以出新，刚才大家从袁先生的报告可以感觉到，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袁先生深入到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典故以及整个历史脉络，这给同学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治学风范，就是要在“深入”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研究中获得千斤加一两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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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鹤翔教授简介：美国加州西方文学硕士，西方学院校际研究所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明尼达州及威士康辛大学英文系。后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W-Parkside）英文系助理教授，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正大学教授、中正大学外文研究所创所所长及文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比较文学会创始会长、会长等职。2000年荣获台湾东吴大学杰出校友奖。

主要学术论著：The Force of Vision: Inter-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author),《中西比较文学言论集》（合編）, China and the 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co-author）; 发表论文 “Through a Looking Glass: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English Studies in a Modern Scene” , “Genre and Canon: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Cultural Relativism to Cultural Respect” 等若干篇，翻译了《二十世紀文學理論 》、《中西比較文學論》、《從慕尼黑到烏托邦：中西比較文學再回顧》、《再展望中外文學》、《中國引進佛教：從宗教到哲學》等一大批论文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