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3月27日下午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苑楼会议室

与会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副会长谢天振、陈惇、饶芃子、孙景尧、刘象愚、孟昭毅、常务理事王宁、叶舒宪、秘书长陈跃红、副秘书长张辉、徐新建、下届年会主办单位代表常务理事郁龙余教授、深圳大学文科科研处长吴俊忠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宋炳辉，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和文科基地班的部分同学

主持人：谢天振、孙景尧教授

谢天振：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举行的比较文学高层学术论坛的缘起和设想。第一，今年全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想到，这些专家聚在一起很难得，何不利用每三年一度的常务理事会，在所在地举办一次有关比较文学学科走向的高层学术论坛，并以此为开端形成制度。第二，从去年开始，《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每年连续两期刊出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对话，在比较文学界引起了比较热烈的反响和相当的关注，而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界的一些同行则对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对话仅限于两个学校，感到不满足，希望也能有机会参与。由于两校对话有一个操作上的问题，即在时间及经费等问题上更容易解决，所以一时很难扩大。与此同时，两校对话的局限性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就想利用常务理事会的机会，把两校对话的内容和话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平台上展开讨论。第三，我们《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也希望借此机会，听到各位专家学者对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把杂志办得更好。我们的设想得到了乐黛云会长和其他教授的大力支持，孙景尧老师做了具体的前期筹备工作，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意见不同是很正常的，我们并不指望得到共识。

乐黛云：今天看到来了那么多学生，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感到对比较文学学科很有信心。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危机的言论，但从事比较文学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文章也越来越多了，不管质量如何，这门学科总是有活力的。如果你是在象牙塔里，搞一点小小的研究，你总要追求一个结果，总要关心世事大众，总要对社会做点贡献。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希望世界和平。但进入21世纪，就发生了“911”，碰到了原教旨主义和帝国霸权的对立。如何把仇恨的结解开？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前些日子看了叶舒宪的文章《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很有启发。西方有识之士也在呼吁，解开仇恨的结。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原来都互不理睬，是死对头，但去年他们携手发表了《欧洲的复兴》，强调美国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都经历过帝国统治的高峰和两次世界大战，对帝国和战争意味着什么有深切的体会。理解应该靠多极文化摆脱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对和平的威胁，我们怎样能以多极制衡力量来阻止战争，就要靠多种文化的交流。我想比较文学不会衰落。叶舒宪看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多怀疑，在反思的过程中转向东方，回归希腊源头。他们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看西方文化出了什么问题。这也可以促成理论上认知方式的的转变。中国的认知方式是一分为三的，不能大家都一样，也不能大家都不一样，要和而不同，调和到中庸，和谐地建设。弗朗索瓦说，我们要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文化。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认识时机，是一个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充分发展的时期。西方为什么比较文学衰退，很多比较文学系关闭了，因为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比东方人对西方的认识差太远了。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上，第一阶段是法国的影响研究，第二阶段是美国的平行研究，第三阶段是跨文化、文学研究，中国应成为主导力量。我不排斥做一些小的具体研究，但应关注这个世界。

       钱理群教授现在在做一项研究，从初中开始教语文，看怎样教，才能取得好的作用，能培养高洁的灵魂。我很受启发，也在编学生课外教材《新文化读本》，考虑从小学、中学起如何培养文化观念。比较文学应是一个光谱，并不是非一即二。从最初起步到精英，中间有很多阶段。要成为精英学科需要做普及工作，这是很清楚的。

       话语也是一个问题。要加入全球化多元文化，再讲传统“羚羊挂角”那套，人家不知所云。你也不能完全用西方的话语，那也没有对话，没有沟通可言。应在沟通中形成新的话语，有的可能偏重西方，有的可能偏重东方。中国可以有中国阐释学，中国新批评主义。佛教进入中国200年才形成新的佛教。中国的注释传统非常丰富，我们不要把西方套在中国身上，可以在与西方的对比参照中向前发展。西方话语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说我们是失语，那么不失语怎么办？以前我们说的艺术性、人民性都是西方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把西方话语扔掉怎么可能？如果拿古代的话语去讲，又怎么对话？新的话语总是要在对话中形成的。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是一个历史问题，我觉得是好事。没有这样合并的话，大家都不能发展。这实际上没什么可纠缠的，没有谁沾谁的便宜。有一些搞世界文学的人看不起比较文学，认为没有文学基础，你搞什么比较呀？我不能苟同。做比较文学要有世界文学的基础，但应该以比较文学意识提升世界文学，两者应融为一炉，把两股力量合起来，做出我们可以做的贡献。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忧患意识，如果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那就辜负了这个时代。像饶芃子教授做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王宁教授做的离散文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文学人类学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萧兵在国外开会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这些年做的研究，全世界也赶不上。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很丰富的资源，有四大史诗，《格萨尔王》比《奥德赛》都要长好几倍。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很重要，前景非常好。只要我们去做，是会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

饶芃子：最近我自己在做的是海外华人文学方面的研究，但今天不谈这个，今天想对比较文学的边界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去年12月我在暨大主持了比较文学博导研讨会，讨论文艺学学科的边界和拓展。我主持过三届，每次内容都不一样，这次充满激情，这次对学科精神家园的回顾，对基本理论的质疑，新见迭出，很受启发。

       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边界问题。第一，比较文学和其他学科不一样，路径模糊，大多数学科发展呈宝塔型，而比较文学是蘑菇型的。它经历了出现、断裂、转折和崛起的过程，学科定位和学位点的设置过程非常艰难。改革开放后，先是由高层学者倡导，而学会成立后一直没有进入高校成为一门学科。季羡林先生和乐黛云先生为之艰难奋斗，终于使比较文学成为二级学科，可以设硕士点。现在首都师大和四川大学有招本科生了，但没有进入教育部的专业目录，更没有进入大专。比较文学至今还存在许多盲点和困境，这既是我们的尴尬，也是我们的良机。

       第二，比较文学的先天不足，难道就可以成为我们安于现状的理由了吗？我们现在的后继人才是有问题的。老一辈学者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西互通，如果我们现在不从本科开始培养，很难挑选出深造的人选。要努力让比较文学再普及，让它进入本科，让比较文学人才辈出。我认为还是要在学科建设上努力，精神家园仍然是个问题。

       我们还应该重视学科与学科的间性，放弃单一的学科眼光，重视彼此的关系，拓展自己的边界。我这两年从研究华文文学拓展到华人文学，这就是一个间性研究，既有语种跨越，也有语种相同，研究了民族文学的移动。我们应该为比较文学补充营养，打好基础，把蘑菇变成宝塔。

       第三点，回应乐先生对话语的看法。关于中西诗学，我谈三个看法，1，我们自身的话语要为国外接受，有一个话语转换问题，就是中国诗学的现代化问题。2，为什么西方话语可以说？需要西方理论在参照下的引入。3，要把比较诗学、文本、作家比较学理化，深化到学理层面。

陈惇：看了《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很有些想法。回想自己这么多年的教学情况，有些感悟。我原来是教外国文学的，后来搞了比较文学。这两门学科合并后，有人对我说，这下你好了，左右逢源。实际上合并对两门课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过去的西方文学史也含有比较，但不是自觉的，而且是在西方文学范围内。合起来后，要有更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对外国文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更扎实，更具文学性，要从文学的实际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对比较文学而言，我认为，第一是给了发展的机遇，提出了要求，谁都从合并中得利，不应看不起别人，应该互相学习，更好合作，推动学科发展。第二点，是合并合理不合理。我认为两门学科不是一回事，相对独立，合并缺乏科学依据。但从国家课程设置来说，将比较文学合并到世界文学学科中，是对比较文学重要性的肯定，又可以不占地方，求得两个学科的发展。这也是权宜之计，可以等成熟以后再分。但暂时合并是有利的，两个学科不应互相拆台，搞得不好互相牵扯，影响不好，应该争取有利的发展机会。

       至于世界文学能否成为一个学科，有人说不能的理由是没有一个人能通各种语言。这样的要求也太难为人了。我认为不能以此作为理由，打击面太大。靠译文能不能搞世界文学？搞世界史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虽然语言懂得越多越好，虽然译文是有局限的，比如诗是不可译的，但译文是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途径，我们之所以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也是这个原因。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经之途。我同意谢天振和王宏图两位老师的意见。现在有几个人懂希腊文？还有拉丁文、梵文，靠原文读原作不太可能。这个问题提出是给自己设立路障，不是自辩。

       我听到有一位老师讲，北大、复旦这两个学校都没有外国文学教研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难以服众。他们太理想化了，要求太高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如果这种意见分歧搞成文明的冲突，造成内讧，比较文学进入战国时代，那就可悲可哀了。

徐新建：今天的会议换个角度来命名，也可以称为比较文学教练联席会议。这十几年来，我们的个人身份和学科身份都已改变，我们从会议厅的后排坐到了前排，学科也争取到了体制内的空间，作为学术教练开始对这门学科进行反思：比较文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但80年代过来的人，和应试教育相关，思路也是应试教育。我们一心要到国际上去争地位，却忽略了公民教育。在全球化冲突时代，整个中国不讲冲突，单方面说和而不同是麻烦的。我们应该从应赛教育的紧迫感上回到公民教育上来，把握开放多元的文学观。我们原先看重精英文本，它是固态的，文学应是活的，大众的。我认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比反思比较文学在哪里了更为重要。

王宁：我谈谈对于学科的几点看法。

第一是学科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合并，事先教育部并不是没有征求过意见，这样的结果也是合理的，比较文学的雏形就是比较文学，最高目标也是世界文学。当然这个词在各个时代和各个人物的表述中内容是不同的。有人认为比较文学衰退了，剑桥和牛津都没有比较文学，那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英语就是国际语言，他们的文学就代表了国际文学。而耶鲁大学就有比较文学，因为他们看到过去的比较文学都局限在欧洲，应该拓展东方的研究，所以设立了世界文学课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合并是可行的，关键是如何规范化。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步履艰难，至今仍然属于边缘学科，应该谋求更大的发展。至于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也一点不奇怪，在英美，比较文学常常是和英语文学放在一起的。需要警惕的倒是有些学校一级学科评上了博士点，二级学科也设立了比较文学，但却毫无基础，这是需要从严把关的。

第二是前沿性。比较文学在中国人文学科中处于边缘地位，与我们研究的前沿性不够有关。而在欧美，比较文学却总是在冲击其他学科。我们其实处于有利的位置，应该对人文科学作出贡献。我认为目前的前沿研究有这样三个方面：1，文化翻译问题。现在国内已有人注意这个问题。任何两种文学的交流都需要中介。2，生态批评。这在当今世界是显学，在中国还很落后。它也是对现代性的挑战。3，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和离散文学。它既和种族有关，又和后殖民有关，它对其他的语言是一种解构，对汉语而言是一种裂变，广泛涉及跨文化问题。

第三是全球性。全球性是一种客观现实，不是我们能够阻拦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面对，采取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失语的情况有，但还算不上症候。我最近受到新加坡一家出版单位的鼓励，在编一套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以前中国把西方的东西介绍进来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出去做得不够，我想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文化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广阔平台。

叶舒宪：对于学科问题我想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什么意义上该强调学科，从什么意义上该淡化学科。事物的存在是不分学科的。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学科问题上，我觉得是短视行为，是坐井观天。因为学科和许多非学术的问题搅和在一起。比较文学做得最好的是不打牌子的。一切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我之所以喜欢比较文学，就是因为它没有界限，文学和思想史、心理学等等，都是关联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学科，招不了生，拿不到学位点，申请不到经费，关系到几千口人的饭碗问题。对学科界定的许多问题是非学术问题。

刘象愚：比较文学到底有没有界限？相比国别文学，它的界限更为宽泛，但宽到什么程度？现在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一个学科应该有它的定位，基本性质，义理，不然它的存在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比较文学的基本定义模糊不清。这恐怕是和多元化的世界格局有关。比较文学不同于语言文学，具有多元兼容的品格，从这个角度看，有不同的观点也是自然而然的。西方比较文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只有二十多年，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理论上的不成熟是自然的，争论也是难免的。但思考比较文学的基本定义，不仅仅是为了设学位点这样功利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出于学科本身如何健康发展的考虑。

孟昭毅：我认为比较文学的学者分两大部分，一类是前沿学者，他要考虑对学科的界定，树立理论大旗，引导比较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另一类是务实的，默默地为比较文学作着贡献。对学科定位的争论，是学科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我想到上世纪65年，有一位数学家查德提出了模糊数学概念，他认为，在1和2之间有很多数值集合，是模糊的，不是非1即2。而66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是1就是2，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文学中写中间人物的遭批判。我认为，要使学科有好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多元共生共存的环境。比较文学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可以有争论，但也要在实际研究上多下功夫。

陈跃红：我们中国的学科化建设有二十多年了，要在非西方国家再造比较文学，有两点需要考虑。第一，我们不仅要参照西方，也要参照东方。比如日本，他们的研究非常文献化，作精细的考据工作，这种研究对国际比较文学有多大贡献呢？这些年在港台，比较文学有衰落的感觉，他们本来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的先驱，他们赢在哪里？输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后20年比较文学要考虑的。刚刚乐先生、饶先生都提到了人文关怀的问题，我们的人文关怀，全球多元化情结，使命感是否在推动我们做事？第二，这些年学科的体制化作出了成就，也面临问题。北大、复旦两校对话讨论的动机是要分清一些伪科学的东西。在目前许多以市场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的情况下，鱼龙混杂的东西败坏了学科。我认为，我们还是要有真正的学术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