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法国学派建立的学术规范,到20世纪50年代果真变成了束缚比较文学发展的羁绊。美国学派因而提出挑战,“事实的联系”不再充当唯一的原则,更讲究精神上、灵魂上和审美气质上的共鸣与共谐。随即比较文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它采纳和吸收20世纪以来各种新潮理论,包括文艺学美学的最新进展,并突入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前沿。今天比较文学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如此之多的研究范围,生发出如此之多的分支,举凡翻译学、接受美学、阐释学、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生态与环境保护……莫不归其名下,真是蔚为大观。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较文学在如此大规模膨胀的同时,淡化和模糊了自己的身影。比较文学究竟为何物,已经很难再下一个精要的定义。同样,它其中任何一门分支性知识的研究和拓展,都要求学者献出毕生的时间与精力,人们在投身其中的同时,往往已无暇或无力再对比较文学做总体上的把握。而它向文化领域的全面进入,又加剧了比较文学有可能消解在文化研究中的忧虑。那种至今仍将比较文学视为方法的观点,恐怕就是有鉴于它学科边界的游移性、不定性和模糊性,所以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去划定它的边界,不如含糊方便地称其为方法。
中国比较文学在建国前先行者孤独跋涉的时期,正是法国学派如日中天的年代。对法国学派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我们只是译介了上文提及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和另一法国学者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谈不上充分的接受、消化、吸收和改造。待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美国学派早已雄踞主流,法国学派影响犹在,文艺学美学理论开始大规模渗入比较文学。从基本一无所知到突然面对各种歧异的见解和新奇的玄说,我们只觉光怪陆离,不知所从。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主张“名”、“实”分离,意思是不必先为比较文学及其最新发展形态正名,从理论上搞清它们的内涵和要求,而只要动手把中外文学比较起来看,实际也就等于比较文学。无疑这里再一次显示出中国人面临复杂情境的简易处理功夫,也适合当时从无到有的发展形势:为了抢回失去的时机,等不得详细译介、详尽探讨,把所有理论体系、学术规范等都搞得一清二楚再来着手,唯其如此才可能迅速扭转落后状态,同国际学界接上轨。但这种简易应急之法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在没有弄清楚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规范要求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必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基础的欠缺。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些研究成果严格说并不能算是比较文学,自然无法尽如人意,不客气地说甚至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建设上也有问题。虽然我们公开出版了不止一种“比较文学原理”这类的著作,让人满意的并不多。原理的探讨缺乏哲学的根据与深度,体系的构建少了逻辑的起点与展开,更像是不同学说见解的拼盘,同时比较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也颇模糊:是否比较文学就直接包容了它们?或者属于交叉学科,那么交叉的状态和原有的状态又有什么同异?……这样的问题都应当得到理论性的阐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理上同样存在着不足。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兼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超越的视野带来的是别的困难。但对此困难的克服不能求助于将其降格为方法,而在于正确处理它的基础学理和发展前沿及衍生分支的关系。目前比较文学更需要一点内敛的功夫,在大力拓展的同时也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探讨和整个学科体系的有机构建。后者对先天不足的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尤为迫切。在复兴和再生的初期,不妨名实分离,不必太拘泥于名,而重事实的进展,但到了一定时候,就应该循名求实,否则必定会影响规范化和以后的发展。
三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初提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口号,要创立中国学派,此后它就成了我们规划学科建设和从事研究时有形无形的指导方针。这个口号或主张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冷静想来,同时又因其不切实际而影响了我们的比较文学的正常发展。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局外人的眼光看,建立中国学派的口号从一开始提出就颇出乎意料。且不说如上分析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理”、“事理”、“道理”上的三大不足,单就它刚从长期禁锢中脱身而出的弱小状况,就想继法国、美国而一跃成为第三代比较文学的霸主,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自量力。但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的语境中,就一点也不难理解这种近乎虚矫的宏伟抱负实属情有可原。
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进程伴随着中外文化的冲突,冲突内容之一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包括理论学术的话语权力。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大国,中国学术文化的话语曾在长时期内保持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但进入现代转型的过程后,由于西方学术知识资源在应付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方面的积累和经验,构成了对传统学术的巨大挑战,西学或新学有逐渐取而代之的势头,中西之争从此贯串着整个现代知识学科的建设。这一争夺表现在两条战线,一是在整个学术领域西学或中学何者为优,二是在具体学科外来的成分或本土的成分何者为主。我们看到,某些传统学科,往往出于伦理价值如强固民族的凝聚力的需要而非应用的目的,在继续被保存着,那就是这种知识话语权力之争的一个表征。在这样的冲突和争夺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处境相当微妙,它一方面属于外来学科,其总体话语优势权在西方学者那里,另一方面因比较对象涉及与中国相关的知识,部分的话语优势又在我们手里。一旦出自民族自尊的本能,想和西方学术比个高下,比较文学就是最佳阵地,因为惟有在这一原来属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学科中,能够找到我们的学术话语更有资格言说的东西,即有关中国文学的内容。这一点给予我们自信。所以当西方一些学者出于好意,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及建国前的研究情况时,我们也随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似乎中国比较文学一个世纪来也在顺利发展,现在只要借着第三世界的文学进入世界关注范围的大好形势再努一把力就可开创新天地了。
事实上,创立一个学派并不是一件简单事,它首先需要学术上持续的长时期的积累。美国的比较文学得以继法国自成学派,根本的条件不在于它能提出挑战的口号,而得力于它本来就较丰厚的基础,它基本和法国同步的发展。早在19世纪末,哈佛大学的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就已开设,1899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接着1904年哈佛大学正式建立比较文学系,随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州大学也创立了比较文学系。此后,虽然美国的比较文学遵循着法国学派的一套规范,但始终没有间断,并在1942年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即全美英语教师协会下设的比较文学委员会,又于同年创办出版《比较文学通讯》。与此同时,执教于北卡罗莱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弗里德里希提出了在美国大学中改革比较文学教学的详细计划。在他的有力推动下,现代语言协会成立了七个比较文学小组。1949年《比较文学》杂志在俄勒冈大学创刊,次年法国著名学者巴尔登斯贝耶和弗里德里希合编的《比较文学书目》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到1952年又有两人合编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问世。这样的长期积累我们显然是不具备的。
另一重要条件是研究队伍。在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美国通过几乎所有重要高校均开设的比较文学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它还在二战前后吸纳了不少欧洲学者,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力量。像来自瑞士的弗里德里希、来自捷克率先向法国学派发难的韦勒克,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此外还有来自东亚(包括中国)、中东、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的移民学者,构成了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学术群体。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力量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复兴后才进入有计划的培养阶段,但至今也只有少数高校有系级建制,普遍只是一个专业点,限于培养少量的研究生。近年来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中青年学者虽逐渐增加,但总体上仍只能算少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最早一批专业导师多数是由其他专业改行或兼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出身于中文系的外语能力弱,出身于外语系的则中文素养差。留学国外的年轻一代学者又对国内学界较为隔膜。无论从量或质来看,我们的研究力量和国际水平都还有不小的距离。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理论方法上的独创。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的挑战之所以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提出了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平行研究方法。和影响研究强调文学史性质的历史实证分析不同,它更侧重艺术哲学性质的审美化批评。它的理论性更强,和同属于文学领域的相邻学科相比更接近文艺理论,而不像影响研究更接近文学史。在平行研究的对照过程中,分析、推论、评价等环节仍不可少,但综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力求要对文学的基本特性乃至人类的精神生活作出理论性概括。同时其结论接受另一性质的事实的验证,这个事实不再是外在于文学的材料或资料,而是文学本身内部的根据,即作品的文本和文学现象的实际轨迹。而我们虽提出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口号,却没有自成系统的理论主张做后盾。尽管也有人根据港台学者的说法,提出阐发研究即以西方理论阐述中国诗学作为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但很快证明并不成功。
中国比较文学的这一相对弱势,是文化转型期国家所有现代知识学科的普遍处境。这些现代知识学科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不能不沿用既有的知识范畴、定理体系和学术规范。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新学科只能遵从久已成势的外来学术话语权力,而无力对其提出改造的方案。要改变此种状况,必须踏踏实实做许多工作,而不能操之过急。立即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学派,或者干脆断定我们患了“失语症”,进而要求把来自西方的概念和术语统统清除不用,都不是办法。那容易导致我们的浮躁或偏激的心态,导致学术上的华而不实或目光短浅。
当然,反过来索性将西方的一套全部照搬过来,认为只要跟上了西方的最新发展也就等于我们的先进或前卫,同样是误会。不错,现代性是全球范围普遍的问题,西方学界提出的问题和相应的理论概括对我们无论哪个角度都不乏启发意义,但我们应当思考中国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问题?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表述?即使是同西方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又有什么具体的特殊的形态?……学术知识的前沿性并不体现在概念用语的新奇或玄妙,而在对现实问题的迅速领悟与回应。新的概念、新的表述,永远是在旧的概念和表述无法说明生活现实中的新问题时才应运而生,获得其生命力的。
关键仍在于找到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结合点,找到本民族传统学术语汇可用于现代转型的部分,同时结合和解决中国本土在不同文化交融下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问题,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知识话语和理论体系。话语表述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概念、范畴是对现象的抽象与概括,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纯粹逻辑的演绎。中国比较文学只有真实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独特命运,同时也借此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具体的把握时,才能形成自己的声音。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ts Modern Context in China
Zhang Hong
Abstract:The view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still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but the genuine awareness of this problem is to face up to its own situation .As for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real crisis comes from its modern context.When China stepped into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 and came across with west cul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as urgently needed .However,with so many obstacles it couldn’t develop normally,and it had been absolutely prohibited for a long period.Then it developed abruptly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in 1980’s in China,while its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had not fully established.It has leaded to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i.e. the transcendence of culture-centralism and the ideal of a world literature,were neglected.The current task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t to establish an academic school when the condition are not matured ,but to cope correct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ontier development, branch derivation and basic theory construction .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modern transition of culture,discipline and method,academic school
(1)洛里哀著、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51—352页。
(2)载《民正周报》第17—18期,1920年3—4月号。
(3) 发表于1935年《文史汇刊》第1卷第2期,收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并参阅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4)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见北京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 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转引自陈C、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6)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7) 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见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8) 转引自阿·热:《可怕的对称》,劳玉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