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的准备，国外比较文学界长期都一直流行一句名言――“知识装备”。法国艾琼伯教授就说过：“是的，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又说：“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样的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艾琼伯这番话的意思是，“博学多闻”、“百科全书”与“广泛的爱好”，是指尽可能多的中外文化总体知识；“通晓几种”语言，是指外语；而“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则是指文学的深厚功底。这是“理想”的比较文学研究知识准备。因为比较文学除处理一般的民族文学研究的对象之外，它还必须面对跨族界、跨国界与跨学科界的众多知识内容，一个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是站在各民族文学与各学科间的边缘上进行他的研究。因此，比较文学除要求具备一般的文学研究所应有的“装备”之外，还应当具备这些渊博的“知识装备”。然而，若叫初学者一下子就能达到理想的“装备齐全”，那是过分的苛求，因为仅语言这一项“装备”，也几乎无人能掌握世界各国多达二千七百九十六种的各族语言（据法国科学院的推定数）。况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都是在具备了基本的装备之后，经过学中干和干中学的过程，才渐渐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基本的向“理想”的知识装备努力。

具体地说，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装备，可分为依次相关的三个层面。

首先是文学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包括中外文学、中外文论以及必须通晓的一到几门外语。

其次，是与文学关系十分密切的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和中国国学等文化知识。

再次，是尽可能多的文明文化背景的知识，如心理学、民俗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广泛的科学常识与知识。

对这三个层次的知识，应当是“韩信点将，多多为善”。因为自中外文学的渊源起，文学就都是同中外文化文明不可分的。而且，作家在创作时，也总是有其哲学、历史、宗教或伦理等各方面的文化文明因素在起作用的。对此，中国最早的孔子就已认识到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应当说这也是当时的“百科全书”的意思。欧洲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正如西方现代文论家亚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指出的：“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以及一个论题，即：改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品格；因此，艺术的问题永远无法同真理、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分开。”所以“文学即人学”，也就是，凡人之所学，亦即文之所学。既然如此，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就必须知道与文学有关的艺术、历史、哲学等广泛的文化背景知识与常识了。例如英国的诗人布莱克（1757－1827），同时又是擅长铜版画的名画家，他写过一首叫《致威尼斯画家》的十四行诗：

“画上帝总油上色彩，牛顿已指出，

画魔鬼是灰色的外形，我们都清楚。

也许这个寓言会使我们快活：

一条狗渡河却没小船，

它把偷来的骨头咬口中，

不管风向是北或是南。

渡河时，它看到了骨头的倒影，

‘完美啊完美——全是和谐的笔调！

外形啊外形，没有，根本就没有，

全都是浓淡相配和五彩之笔——全部都是色彩！’

去咬，去咬住了它！可它顿时失去了实物和倒影。

它曾两者都有。‘现在你好吗？’

‘比以前好多了：

尝试过的那些颜色的滋味，愈来愈欢喜。’”

这是首不长的讽刺诗，然而却饱含着他那时代的历史、哲学、艺术风尚等文化背景知识与常识。布莱克用狗衔骨头渡河的寓言，写狗迷上了虚的倒影色彩，结果去咬虚的骨头倒影，反而丢掉了口中衔的真实的骨头。诗人的目的是讽刺意大利十六世纪注重色彩明丽、形象丰满但排斥轮廓素描的威尼斯画派及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卢本斯（1577－1640）等人。布莱克时代在哲学、艺术等背景方面的观点，属于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批评家的共同倾向。他们在哲学上主张理念与现实冲突时应尊重理念才是唯一的现实。据此，在艺术上则批评威尼斯画派不会绘画、不懂线条、不知如何安排画面。具体到线条与色彩的冲突上，布莱克等人主张应由线条使美丽的理念成形，这才是唯一的现实。因此，布莱克用了这个粗俗的狗咬骨头故事，并一开始就用崇高的上帝与“黑色”的魔鬼作对比，再将“实质”与“虚影”作对比，并点明了“色彩”、“影子”和“实质”的相互关系，以表明其观点的真实与崇高，斥责对方观点的不实与低俗。这些思想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时代风尚与艺术见解的影响下形成的，并密不可分的。可见，只有具备了与该诗相关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识装备，才能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否则就会在理解作品时感到束手无策。

在进行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自己的文学文化传统，也同样必不可少。例如鲁迅在论述印度的“梵志吐壶”故事传入中国时，曾引用晋人荀氏所作的《录鬼志》中的一段话：“太元二十年，有道人外国来。”这里的“太元”是古代封建帝王的年号，一次是孙权用过的，相当于公元251－252年；另一次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相当于公元376－396年。这里的“太元二十年”显然是指东晋时的公元387年。而“道人”不是指道教的信徒，而是指佛教徒，因为魏晋时称道教徒为“道士”，称佛教徒是“道人”，所以这句话讲的是公元387年佛教僧人来华带来的故事。可见，在接触古代中印文学关系的材料时，没有历史文化知识，是难以求得正确理解的。有时，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也需要具备这些知识方能真正弄清其正确的意思。如毛泽东同志的《答友人诗》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里的“红霞”是指天上的彩云吗？依据中国格律诗的上下联对仗成文的原则，“红霞”既然与“斑竹”相对，那么就应该是指地上的植物，而非指天上的云霞。唐代权德舆的《牡丹歌》中有“曲水园西杏园北，浓芳深园红霞色”；韩愈的《桃源图》中也有“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远近蒸红霞”。它们都是用“红霞”来借代比喻花的。尤其是《离骚》中的“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红霞”乃是以红霞一样的花色来借代芙蓉花。总之，具备了中外文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方能获得“对文学美的深切体会的”。

而会一门或数门外国语，这是不同于本国文学研究、但对比较文学研究则是必备的“知识装备”。比较文学是要求读原文原著，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掌握各种外语再去读各种原著，而是常常要依靠译著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并了解其文化状况。然而，如果没有一点外语基础和外国文学文化知识，那么就无从分辨原著与译本之间的差异，既不能体会到不同民族作家之间的影响联系的特点，也不能透彻认识到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不同语言文学之间的差异。美国现代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其1989年中译本的书名为《人鼠之间》，而到了1992年出版的《简明英汉世界文学词典》仍译为《鼠与人》。从两个词的各自字面意思来看，确是鼠和人（Of Mice and Men），但两词连用则指世上的芸芸众生了。这出自18世纪大诗人彭斯的名句：“芸芸众生想出的最好计划也往往落空。”其中的“芸芸众生”就是“mice and men 。”就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是写两个相依为命的普通季节工，时时都梦想能合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农场，但后来终究未能如愿而落了个一死一悔的一场空。显然作者用此书名就是暗示作品的这一内容，而非是写人与老鼠。

进而，须知有些语言的修辞奥妙之处，往往是难以迻译过来的。象英文就既有本族的古语词，又有外来的拉丁语词和法语词等，其词义相同或相近，构成了其特有的两套词汇，并具雅俗、文野之分。如亲戚一词，既有文雅并发音柔和的consanguinity，又有kith这一带有刚直意味的本族古词。这就往往成为作家表情达意的特殊反衬对比修辞。莎士比亚在其《哈姆雷特》5幕2场中，就成功地用过：“你倘若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到天堂的幸福，留在这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原文中的“幸福”用的是来自拉丁语fēlīcitãs 的柔美多音节词felicity；与之相对的“冷酷”则是单音节的本族古词harsh,从而加强了其对天堂幸福的向往，以及对冷酷人间的厌恶。我们的中文是很难译出这一修辞效果的，总不见得一个译成文言词、另一个译成白话词吧？由此可见，至少懂一门外语，可以帮助我们去读原文及有关资料，以便能卓有成效地研究中外文学及其特点。对此，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总结得好：“结论就是：比较文学工作者应该懂多种语言，这样才能有条件直接查阅与其研究项目有关的外国资料，才能从中得到益处。”

其次，不可缺少的“知识装备”，还应当包括对比较文学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了解，掌握这些知识与技能，可以帮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向学术的深度与广度进军。对比较文学来说，由于这是一门在中国“复兴”不久的“舶来品”新兴学科，因此通过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有关译著，对我们初学者了解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验和学术信息，既是必须的，又是必要的。

法国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地，不仅在大学，就是在中学也讲授比较文学的内容（其中学语文教师的资格考试三门课中，就有比较文学），一百多年来，其丰硕的教学研究成果和不断探索精神，一直令世人瞩目。法国学者的一系列学科理论专著，均反映了他们的经验与成果。20世纪30年代，洛里哀著的《比较文学史》和梵·第根著的《比较文学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早期比较文学论著。虽然它们都存在进化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明显缺点，但前者结合文化与历史的背景，简明地评述了自古代至20世纪初的各国文学发展情况；后者总结了欧洲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经验与做法，阐述了法国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使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前后出版6次、1961年又作过修订重版的基亚写的《比较文学》，1983年布律纳尔的《何谓比较文学》和1989年出版的谢弗雷的《比较文学》，都充分地反映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后来岁月中的新探索、新成果、新方法和新课题，是相当有益的参考书。

美国是当代比较文学的“大国”，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就是美国学者首倡而盛行当今学界，也是当今时代新说、新论和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大国”。

威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国内学者翻译编选的张隆溪的《比较文学译文集》、孙景尧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以及北京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等，既介绍了美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又反映了他们比较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宝贵经验和种种富有启迪的探索。对我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原理、方法和特点，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的新发展、新信息与新动向，那么由当今21位主要是欧美学者写的论文集《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田庆生译），1993年英国出版的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995年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编写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等，可供参考。可惜，后两本著作，国内尚无中译本。

至于国内学者撰写的比较文学同类著述，自1984年卢康华与孙景尧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出版以来，已不下十七、八种。既有原理型的，如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陈惇与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等；也有探索型的，如多人合作并各写一个专题的《比较文学》（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等；还有实用型的，如乐黛云主编并多人合作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张铁夫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孟昭毅的《比较文学通论》等；以及比较文学分支研究专论型的，如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史》、饶芃子的《中西比较文艺学》和《中西戏剧比较文学教程》、谢天振的《译介学》、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等，都各有千秋，值得参考。

再次，就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工具书的门类很多，除各类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外，还包括基本目录、索引与通检、图表、类书、政书、伪书考证、各种书目提要、作品提要等等。同样也是多多为善，并养成常读常用的习惯。下面介绍的是几本最基本的也容易找到的工具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辞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宗教辞典》等。

而比较文学学科方面的比较文学书目与论著索引，则是特别应知道和查用的：

[美]亨利·雷马克著：《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选注》。这是作者一一阅读并精心编写的国际学术界最富有学术价值的比较文学论著的书目选注。对选目中的每部论著的内容、特点、成果与不足，都用最简短的文字作了比较公正的评述，这对我们鸟瞰整个比较文学界的全貌，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威斯坦因的《1968－1977年比较文学书目》。该书目可使我们了解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些什么课题。以上两件均有中译本，收入孙景尧编选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一书中。

张文定、温儒敏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目录辑录（1919－1985）》，收入《中国比较文学年鉴》。该目录收集了2500余条资料目录，国内比较文学方面的绝大部分论著、译著和论文几乎都予收录。对我们了解国内比较文学的历史与发展，极有助益。

《港台比较文学论著目录》。该目录对我们了解港台学者在比较文学方面的进展情况，作为参考与借鉴，也是很有帮助的。

李达三、刘介民于1994年编成的《二十世纪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索引》，分成中文、英文两部分，中文收录了6457条、英文为1924条。是迄今为止，国内收录最多也分类较为合理规范的一部中外比较文学专门索引。

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收入补足了20世纪最后岁月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给一个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索引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比较文学研究的准备，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总还是具备一些或多或少和或深或浅的“知识装备”的。不妨从自己实际出发，扬长补短并如俗话所说，活到老、干到老也学到老，是会步步前进并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