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学研究的是某个作家、作品、某国文学或文艺运动等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是从放送者（起点）出发，旨在寻找其流传终点（接受者）及其接受影响与变异创新的研究。流传学与渊源学同属影响研究，因此其研究手段与方法是相同的。
    在中外文学关系中，广泛存在着中国文学东去日本、朝鲜或南去越南、南洋以及西去欧洲等地的流传情况。如中国古代望夫石的传说，对古代朝鲜的影响，远超过其他国家传说对朝鲜的影响。我国《太平御览》中记有：“武昌新县北山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相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此传说传至朝鲜，朝鲜一然氏所编《三国遗事》中的“朴堤上传”，就受其影响而写得十分相似：新罗国第十八代国王的两位王子被作为人质而分别派往高丽与日本，后来其长子继位为十九任国王，就派遗大臣朴堤上出使高丽与日本，劝说两国国君送还作人质的两位兄弟。在高丽国他未遇麻烦就顺利地完成使命回国，但新国王思弟心切，命他立即赶往日本，于是朴堤上不及回家辞别妻子又匆匆出发。当他妻子赶到海边道别时，朴堤上已登船离岸，只能在船上挥手回应。谁知朴堤上到日本后，因不愿效忠日本王室而被焚死于日本杵岛。其妻带着三个女儿登上海边山头，翘首东望苦等丈夫归来，直到去世还在痴心等着，终于化成望夫石。
    对中国文学流传影响他国文学的情况，中外学者在20世纪作了很有贡献的专门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和他国文学关系与特点的认识。严绍璗的《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就是对中国文学东去日本所作的流传学研究，而赵毅衡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文，则是从本国出发，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流传到西方并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说明了“意象派受中国古典诗歌之惠远比受益于日本诗更为重要”。同样，在中外文学交往中，也广泛存在外国文学流传到中国来的情况，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文学》和吴章胜的《象征主义与女神》，就是从他国文学在本国流传出发，专门研究了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在中国的流传变异，论述了其原因与规律。不过前者是研究个别（如尼采）对整体（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流传，而后者是研究整体对个别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与流传。
    中西文学交往中的一个影响研究“宠儿”，就是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西去欧洲的课题。如卫礼贤著、温晋韩译的《歌德与中国文化》、陈受颐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陈诠的《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范存忠的《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等，都对此作过研究。由于是从放送者出发，专门探索中国文学是如何西传到欧洲的，因此，都可视为流传学的研究。
    范存忠教授早在1940年就对此有过研究并发表过论文。1957年，范先生又发表了《<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论文，对这一最早传至欧洲的中国戏曲及其影响流传，又做了一次更为详尽的考证与更为深入的研究，体现了一位学者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
论文共分九节，就《赵氏孤儿》怎样传入英国，传入英国后引起怎样的批评，经过了怎样的改编，改编的本子又怎样上演，以及上演后取得怎样的效果等问题，一一作了严密的考证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流传经过路线。
    论文首先是从中欧文化交流的不同路径开始探索其传入英国的过程与规律。中国的茶、瓷器、漆器、布匹、糊墙纸与园林建筑等，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进入英国社会的；但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学与戏剧，却“一般是由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辗转输入的”。《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也符合这一实情。它在1732-1733年间传入法国，1734年的巴黎《水星杂志》上出现片断译稿。1735年巴黎耶稣会教士杜赫德编辑出版的《中国通志》上发表了全译本，但又删去了曲词，是宾白为主并大体保存原作轮廓的译本。译者是1698年来华传教并留华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耶稣会士马若瑟。比较完整的译本，是1834年法国人汝利安的散文韵文全译本。至于此剧如何从法国传入英国，作者考证后指出，“主要是靠杜赫德的《中国通志》的流传”。《中国通志》先是1736年有瓦茨的英译删节本问世，后来就是1738-1741年间有凯夫的英译本分期出版，所以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赵氏孤儿》已经有了两种英译本了”。到1762年，英国人帕西又出版了据凯夫译本再加以润色的新英译本，由于经过了加工，“文字比较雅训，更能适合十八世纪英国读者的口味”，因此得以“广泛流传”。
    当中国戏剧与欧洲文学“相撞”后，在欧洲与英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接受反应。首先表现在文艺批评中，法国的杜赫德、伏尔泰的朋友阿尔央斯候爵，都以法国新古典主义标准来衡量《赵氏孤儿》，评价不高；而英国批评家理查德•赫尔德则并不恪守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因而较多地肯定《赵氏孤儿》的优点，评价也较高，这“对中国文物在当时英国的传布，无疑起了一定作用”。其次，又表现在《赵氏孤儿》的接受文本上，欧洲主要是依照启蒙思想和三一律来改编改写剧情，而且“欧洲还出了四五种改编本子”。但英国最早的就是1741年出版的英国人哈切特的本子，其剧情基本符合原作。只是剧中的人名与地名，根据当时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人物而换用了萧何、老子、吴三桂与康熙等，也没有遵守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全剧多达五幕十六场，还在剧情激扬的地方安排了十来支歌曲，以体现“东方色彩”。再次，《赵氏孤儿》改编本的演出目的与效果也不相同。虽然哈切特的改编本未能上演，然而它针对英国时政的“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的初衷，却贯穿始终。这不仅从编者哈切特写在剧本上的引文与献词中看出，还可以从主题及一些台词、唱词中看出，其锋芒虽然迂回曲折，但仍然指向当时的英国首相瓦尔帕尔。这种不同，在十多年后英法两国首都都上演同名剧本《中国孤儿》，体现的最为突出：巴黎于1755年上演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1759年在伦敦如瑞兰剧院上演的是英国谐剧作家谋飞改编的《中国孤儿》。在角色、不少场面与台词以及谈“道”说教方面，英国谋飞的改编本所依据的虽然是伏尔泰的剧本，但由于谋飞受到批评家赫尔德的启发，因此他在改编时有“不少地方是直接取材于《赵氏孤儿》”，而抛弃了他批评伏尔泰改编本所缺乏的“有趣的东西”。这使谋飞的《中国孤儿》，在剧情、人物想象与戏剧结构上，都“有其独创之处”并“显然发生了作用”。这种具有独创性的改编，加上舞台布景、道具与服饰的“东方色彩”，以及演员表演的“做功到家”，使这出“悲剧”更加凸现其“带有的现实的政治意义”。正是这种针砭时政的时代需要和特点，使其在伦敦上演九次，并“从效果来谈，这是一出成功的戏”。
    范先生在研究过程中，除对文本材料进行“疏证和解释”外，还对戏剧活动的全过程，包括演出效果与社会反应，都结合当时的文化批评与英国的内外政治局势，一一作了深入的比较与探究，因此克服了“谈影响，往往易于笼统、难于明确、难于具体”的毛病；并且还提出了“翻译、介绍、批评、改编、上演”等环节的影响接受研究，“都有其意义，因此也都有一定价值”的影响研究新识。
同样，我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季羡林教授，他发表在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上的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是从印度文学出发，对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中国五个民族中“传播的情况以及他的影响”所作的一篇考证慎密、材料翔殷、分析深刻并探讨出重要规律的佳论。
    论文首先根据梵文原作译介了《罗摩衍那》的基本故事情节，接着就按汉、傣、藏、蒙、新疆的顺序，将“中国境内的各异本”与之对比，一一辨析出了它们的异同及其原因。用来作对比的主要译本计有：汉佛经本三个，傣族本两个，藏族本一个，蒙古本四个，新疆的古和阗语本三个，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本子一个。其中既有直接从印度流传来的，如汉族本、傣族本；也有同时接受来自印度原著和汉译佛典的，如藏族本；还有通过其他民族的媒介再传入本民族的，如蒙古本是从西藏并经佛教作媒介而传入的，而新疆本是由伊朗语族的文字传入的。
    这篇论文，除了扎实的考证辨析外，还探讨了印度文学流传中国的规律。在做了理论认识方面的研究分析后，在“结束语”中作了高度的归纳总结。首先，就思想内容的影响来说，在印度因佛教后来消失了，并只剩下印度教的一统天下，故《罗摩衍那》的影响完全是在印度教方面；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因为是通过佛教而传出的，所以“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其次，就它在中国各族中的流传过程及其变异来看，有三个规律：一是“各族都加以利用，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尽管在各族中的表现存有差异，如汉族本子“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一面”，即渗入与强化了忠孝之道、兄弟之道、夫妻之道等；傣族则用来“美化封建领主制，美化佛教”；藏族“通过对罗摩盛世的宣传，美化当地的统治者”；而新疆和阗文本子，最后十头王被打败称臣纳贡，也是服从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然而共同的都是“通过对佛教的宣传来为各自的政治服务”。二是同古希腊比，“中国人不大喜欢或欣赏悲剧”，因此，罗摩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但到了中国却多被改成喜剧结尾，以适应中国人的心情和爱好”。三是都被“涂上了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
    季先生动用了多种学问，进行了坚实详尽的考证、慎密准确的辨析，并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整个影响接受来研究探讨，这才获得了这三条清晰可信的流传变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