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右为钱先生，中为孙景尧教授
钱先生长期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引领和见证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思潮的发展。谈话总是那么深有体会，那么娓娓动人。
钱先生早年喜欢写一点小说和散文。只要一有生活感触，钱先生就要把它写下来，送到报刊去发表。没想到，在那个非常年代，这些文章却惹来了祸端，钱先生免不了要接受检查和批判。后来，钱先生变得“听话”了，老老实实去做翻译和教员。翻译特定的文本，教授特定的内容。自己的创造和个性一点也不敢表现出来。有一年夏天，钱先生发了创作瘾，实在忍不住，就从窗户口爬进一个教室，一个人闷在里面写小说。热得不行了，就光着膀子写。过了一会，还是觉得热，他就起身去开窗，发现对面有人正在看着他。他急中生智，对着那个人一个劲儿傻笑。钱先生回家后很害怕，把刚写好的稿子藏得严严实实。
八十年代初，钱先生开始写《文学原理——发展论》。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学问了，钱先生却又开始了自我反思：在封闭中过了几十年，外国文艺理论的新趋势不了解，极左思潮的影响尚有残根，传统的学术积累几近中断，自己还能写出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吗？还能站到学术的前沿吗？做学问可不能没有超越、没有个性啊！钱先生陷入了深深地惶恐之中。他决心与过去完全决裂，对文艺理论的基本资料和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他开始广泛收集美、苏、德、荷等国家的文学理论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新东西、吸收新东西。短短几年间，钱先生几乎浏览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各种外国文艺思想与思潮的有关著作，并组织出版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在学界掀起一股改造与更新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大热潮。
在不懈的努力中，钱先生的学术创新成果也不断涌现。1984年，钱先生突破文学反映论的蕃篱，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俄国批评家沃罗夫斯基、前苏联美学家布罗夫、卢卡契等人遥相呼应，和而不同。与此同时，钱先生又就提出和阐释了前文学与文学、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反映"说、"文学本体论"、文学发展的形式、文学的更迭与非更迭现象、以创作原则代替创作方法、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文学文化关系、把文学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等一系列前瞻性、原创性的文学理论，全面刷新了文艺理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学理体系。1995年，钱先生在唯理性主义渐入式微、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肆行无忌、社会价值系统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提出新理性精神，以烛照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实践，主张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创造新文化。世纪之交，全球化思潮风行全世界，钱先生看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新方向，极力引导中国文学理论阔步走进交往对话的时代。
钱先生说，在那个年代，人的个性都被磨灭，我们要发扬新的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主体的性格，发掘主体的进取精神，而不仅仅只是宣扬纯粹的个人主义。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反思与批判。没有反思与批判，就没有自己理论。但今天的反思与批判又要不同于五十年代，那时总是一味批判别人的理论，不允许别人提相反的意见。我们既要有西方的东西，也要有中国的东西；既要有理论的东西，也要有自己的感悟；既要有人文科学的实践，也要有自然科学的实践。我们要将现代性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情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要把创作与文化结合起来，没有文化就没品味。钱先生说，新理性精神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人文精神、现代性、对话。
钱先生是前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一直十分关心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对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钱先生不太满意。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急需更高层次的、有自己观点的、能领导这个学科前进的学者。目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研究深度不够，一些概论太杂乱，什么都可往里装的，结果没了自己的学理。要研究好比较文学，需要相当丰富的知识，既要熟知本国、他国的文学史，又要熟知外国某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才能融会贯通。青年学者作比较文学研究，中文一定要好，要多读书，要懂外语。不懂外语而作作品或理论研究，大量的外文资料看不懂，无非是重复研究，是简单的自我发问。我们所要求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而不是重复。否则，做学问将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钱先生尤其强调文学研究要有创造性，要了解和掌握已有的史料和研究状况，要有学术积累，要学会考虑一些新的东西，要有新意识和新发现。最后，钱先生说，做学问不要急于成家、成名，要耐得住寂寞，要淡泊名利。
夜已深了，雨已停了，外面灯火阑珊，倍觉清新舒爽。古人云：日新其德，钱先生之谓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