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景尧老师见面是在博士生入学面试的时候。此前，我除了知道他是个很严厉，头发花白的教授外，其他一无所知。

我在文苑楼上电梯时碰上了孙先生，他穿着酱色外套，发如银丝，很有学者风度。凭感觉，我知道他就是让我敬畏的孙先生。当时正进退不知，我想还是大大方方地叫他，然后把自己推荐出去。果然，他朝我点头微笑，连说“好，好，好”。“好”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不知道了。有了这几个“好”的鼓励，面试出奇的顺利，考前自己给自己出的问题竟然大部分被先生问中，结果可想而知，我后来被录取了。

初来上海不知所措，从研究生毕业到博士生入学，患了读书恐惧症，可还是来了，然后开始了漫长的领会先生的治学严谨的求学历程，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滴感受着先生的人格魅力。

第一堂是孙先生的比较文学理论课。我们早早来到先生办公室，端坐于椭圆的会议桌四周，静静地等待。先生来了，提着公文包，说是公文包，其实是1999年南京比较文学年会上发的纪念包，大大的包象个百宝箱，瞬间见他从里面拿出茶杯，形影不离的香烟，当然还有厚厚的讲义。包用久了，连本色都看不见了，但装着他多少心血，也装着他对我们的多少期待呀！先生拿了杯去泡茶，一边走一边说：“今天我想讲一讲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历史，大家可以好好了解。现在不讲，等有一天讲不动了，就没人知道多少实情了。”大家面面相觑，我只觉心里酸酸的。

先生已年届六十，可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总是提着沉沉的包往返于家里和学校之间，他给本科生开课，给研究生开课，给博士生开课，在先生的眼里，学生没有学历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学生本身的差别。他很少当面表扬我们，批评却毫不留情。用他的话说，就是：“吾爱学生，但吾更爱真理。”所以才有某某师姐被教训得泪眼婆娑的故事，才有某某师兄害怕见他的经历。可是先生从来都没忘记在人前表扬他的学生。一次和先生外出，在学院门口碰上学院孙院长。我退到先生身后等候他们寒暄，谁知先生和孙院长寒暄一句，马上很骄傲地把我介绍给孙院长：“这是我新招的博士生，湖南师大英语系毕业，外语不错，也很能干！”孙院长和蔼地向我微笑，那以后也算认识我了。

课堂上的先生最令人紧张，一支烟，一支笔，静静地听着我们发言，时不时作点记录。偶尔皱眉，偶尔静静地吸上一口，不知是质疑还是赞同。每次都如履薄冰，自然就得每次课前做大量准备工作，否则真是“杨白劳过年”。先生提问一针见血，想欺瞒他恐怕是自投罗网。他经常就某个问题步步引导，教导我们如何评述，如何论证，如何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求学廿年，所遇老师无数，象先生这样严谨的老师并不多见，打从心眼里我们敬爱他。

先生毕竟是我们的先生，他爱护学生有如爱护自己的子女。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每每下课时，先生将讲义一合，曰：“走，今天我请客。”那一刻，课堂上挨的所有批评都烟消云散，吃饭要紧啊。饭桌上的先生侃侃而谈，没了课堂上的严肃，更多的是风趣与幽默。这时候，我们的先生是那样平易近人。他谈起他年轻时的求学经历，谈起他在异国他乡所遇奇闻轶事，也谈起自己生活中的趣事。说起我这个湖南师大来的湘妹子，先生便聊起他那年在湖南师大的“遭遇”。90年代末先生在武汉访问，后应邀来湖南师大交流，车到长沙，一行人没吃早餐，中餐时间也过，早已饿得头昏眼花。原以为下车马上能美餐一顿，孰料师大校方不知先生等空腹远行，一路上津津乐道于风景如画的桔子洲头、爱晚亭、岳麓书院。碍于面子，所有人都没提吃饭之事。“天助自助者”，先生慢慢地走在人群后，瞅见了校园小摊上炸好的臭豆腐，黑黑的，煞是诱人。等大家没注意，便去掏钱。钱还没出手，湖南师大一校长不见了先生，赶紧回来找，结果先生未能“遂愿”，只得“愤愤离去”。话说到此，先生哈哈大笑，颇有童趣。不免又让我想起研究生学习毕业前夕，硕士导师肖明翰老师领着我们所有学生在湘江边散步，轻轻的江风，淡淡的哀愁，离别在即。肖老师提议大家一起去吃冰棒。于是，一行十人在街边的花坛旁一字排开，每人手里都拿着冰棒。有师弟碍于面子不愿当街而坐，我便威胁，“是肖老师的学生就都坐下”。被太阳晒过的石头还很烫，但包括肖老师在内，我们都坐下了，浑身冒汗，冰棒也算是白吃了。是的，和老师们在一起，学习很苦，但很充实；生活清贫，但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