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深（左为贾植芳先生，右为孙景尧教授）
先生是孙景尧老师的老师。无论身在苏州还是在上海，孙老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看先生，这是孙老师多年来的习惯。
先生住在复旦大学九号宿舍楼。这栋楼早年是给专家住的，现在看来，已经颇显陈旧。矮矮的四层楼房，红砖墙，灰屋顶。门前的枇杷树叶鲜嫩欲滴，树枝上挂着一串串小小的枇杷子。墙边的花坛里长着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青草，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
出来开门的是桂芙阿姨——贾师母的侄女。先生大半身四处漂零，膝下无儿无女。多年以来，桂芙阿姨就一直在身边照顾两位老人。一把藤椅，一杯茶，一支烟，先生手里拿着一本书，见我们到来，立刻露出了笑容。怕先生起身，孙老师赶紧迎上去。先生前段时间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出院不久，腿脚还不大灵便。我跟在孙老师后面，怯怯地说了一声：“贾先生好。”孙老师回头对我说：“先生耳朵不好，你说话要大点声。”先生似乎没有听见我的问候，大声问老师：“这是你的博士吗？好啊！好啊！”然后，先生爽朗地笑了，伸手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沙发是旧沙发，桌子也是旧桌子。桌子上堆满了书，我随意看了看，其中有一本是最新一期的《中国比较文学》。
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精神矍铄，穿着一件深灰色格子夹克，很有儒者风范，一点也不像一位年近九旬、饱经沧桑的老人。先生和孙老师好象很久没有见面了似的，话格外多。我和师母静静地坐在旁边听着。孙老师和先生谈起了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高层论坛的情况。先生十分感兴趣，仔细询问了会议的具体情况，还说与会期间，乐黛云等先生都来看过他了。老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说自己是进过地狱的人，我没想到他依然十分豁达、开朗。他对我们说：人活一辈子，医院要少去，饭店要多去，火葬场要晚去。师母知道先生腿脚不便，不好跑饭店，就特地叫了几个先生爱吃的菜带来。先生接过，十分高兴。这时，桂芙阿姨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奶，先生一饮而尽。
听说我是湖南人，先生马上说：“湖南人厉害。湖南出了两个最厉害的人：一个是曾国潘，一个是毛泽东。”先生要送一本书给我。这时，桂芙阿姨从先生身后的桌子上拿出一本书——《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
任敏先生是贾先生的夫人。他们两人在凄风苦雨里互相支撑了六十年。尽管夫妻俩人在精神上相濡以沫，却有11年音书阻绝，12年北海南海，等到这对恩爱夫妻终于重聚到同一个屋檐下，贾先生已62岁，贾师母已58岁了。在这23年里，贾师母和贾先生一起逃过了国民党的魔掌，又把贾先生从日本宪兵的虎口中救出来。在贾先生受胡风事件牵连蹲监狱十多年里，贾师母先是受坐拘于海南，接着又流放青海。在音讯全无的情况下，贾师母回到贾先生的老家，在山西襄汾侯村伺奉双亲，守望了贾先生十八年。等到他们终于能够在复旦校园里携手散步了，病魔又向贾师母扑来。1997年秋天，贾师母因脑血栓昏迷在床五年。贾先生一直悉心照料到师母去世。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六十载寒来暑往，六十载荣辱沉浮，都凝聚在胡风先生的一句话里：“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吗？”是啊，这本未及正式出版的小书，凝聚了贾先生的多少感慨，又凝聚了多少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老婆的辛酸！
临行前，我参观了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房间大概二十平方米。下午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口照进来，投射在窗下长方形的老式书桌上，书桌上堆满了书，旁边是一张老式的双人床上，床上有点乱。除此之外，就是满满的书架。真想象不出，这些年来，先生就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照顾他昏迷在床的老伴，伏案写下了上千万字的著作！
出来的时候，屋外已经是黄昏了。我揣着先生送我的书，默默地走在孙老师的后面。太阳淡淡的，晚风凉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