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的质量，与译师对梵汉两国文字的娴熟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宋高僧传·译经篇论》曾将汉地的译经事业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相当于东汉译经初开时的情况；“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相当于三国、西晋和东晋初、中期译经渐盛时的情况；“后则猛(智猛)、显(法显)亲往，奘(玄奘)、空(不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内竖对文王之问，扬雄得绝对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相当于东晋末年至唐代，译事大盛，译经僧往往华梵皆通，文(文辞)理(教理)俱精时的情况。
与此同时，译师们为了提高译经的质量，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陆续创立了一些译经规则。这主要有：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隋代彦琮的“八备十条”说、唐代玄奘的“五种不翻”说、北宋赞宁的“六例”说。
(一)“五失本三不易”说
“五失本三不易”是东晋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来的(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它是中国佛教最早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五种改变原经文句的译法：
1.“胡语尽倒，而使从秦(指汉语，当时道安身处苻秦的治域内，故作此称)，一失本也。”西域各国的语言都是倒装句，将这些倒装句转译成合乎汉人习惯的顺句，就难免失去它的本来面貌。
2.“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用胡文写成的佛经，语言简洁质朴，而汉地讲究辞藻文采，译经时一经修饰，就难免失真。
3.“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胡经中重复的语句和段落很多，特别是内容与长行(散文)相同的偈颂。如果在翻译时，将它们都删去，则与原貌不符。
4.“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胡经中有总结一经或一品要旨的“义记”，其性质类似于汉地辞赋之末的“乱曰”(乱辞)，但在翻译时，一般将它们删去了。
5.“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胡经在一事叙述完后，常常覆牒前辞，如将它们都删去，也要失去原貌。
“三不易”，指的是译经时碰到的三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
1.“《般若经》三达(指通达三世)之心，覆面(指释迦牟尼)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佛经为释迦牟尼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所说，而时俗已经发生了变化，要使经文所表述的古代思想适合当今的社会环境，是不容易的。
2.“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陀的智慧与一般百姓的思想相隔悬殊，要使佛教的思想为世人所接受，也是不容易的。
3.“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具备六种神通的五百罗汉)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当初，迦叶主持第一次结集，阿难诵出佛经，五百罗汉加以审定，尚且小心谨慎，今天从事翻译的人要以自己的领会转达佛意，就更不容易。
自佛典汉译以来，在翻译的风格上，是讲究质朴(质)，采取直译好呢？还是讲究修辞(文)，采取意译好？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道安是主张直译的，认为只有直译才能保持佛经的原貌，不致于走样。他所说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来的。后世的译师往往以此为鉴，既注意忠实于原著，又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讲究语句的通畅易晓，从而形成了新的直译法。
(二)“八备十条”说
“八备十条”，是隋代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来的。《辩正论》是一部专门论述翻译规式的著作，后佚。但是，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辑引了它的主要内容，于中可以窥知大旨。
“八备”，指的是佛经翻译者在品质和学术上应当具备的八种条件：
1.“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译者要虔信佛法，立志救世度人，有长年累月献身译经事业的心理准备。
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在踏入译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严守戒律，有没有染上会招致世人非议的恶习。
3.“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要通晓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乘教理，做到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除精通佛法以外，还要旁涉世俗的典籍，善于文辞，以避免译文的粗陋笨拙。
5.“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要胸襟开朗，尊重并吸取他人的意见，不武断固执。
6.“沈(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无炫耀自己之心。
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要精通梵语，掌握正确的译法，不拘泥于梵语的句式。
8.“薄阅《苍》、《雅》，精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要阅读《苍颉》、《尔雅》等字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了解篆书、隶书等不同字体的写法，熟练灵活地驾驭汉语的表达方式。
“十条”，指的是译经时需要注意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它们是：1.字声、2.句韵、3.问答、4.名义、5.经论、6.歌颂、7.咒功、8.品题、9.专业、10.异本。彦琮原先对这“十条”中的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解释，可惜的是这些解释都没有保存下来，故不得其详。
(三)“五种不翻”说
“五种不翻”，是唐代玄奘在翻译时对弟子说的一番话，今存于南宋周敦义的《翻译名义集序》之中。所谓“不翻”，指的是翻译时，由于某种原因，只译梵语的音而不译梵语的义的情况。其原因凡有五种：
1.“秘密故，如陀罗尼。”由于秘密的缘故而不翻，如密教的咒语(陀罗尼)。
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由于一词多义的缘故而不翻。如“薄伽梵”具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种含义，如果选择其中的一种含义作为译名，便会以偏盖全，故也只译其音。
3.“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由于汉地没有此物的缘故而不翻，如阎浮树。
4.“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由于顺从古译的缘故而不翻，如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不能翻，只是由于自佛经汉译以来常常是译音而不译义的，故也就沿用这一译名了。
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由于译音能产生更好的效果的缘故而不翻，如“般若”是梵语的音译，而“智慧”是梵语的义译，它们是同一个单词的两种译名。前者比较深奥，容易使人产生恭敬之心，后者比较浅显，容易使人产生轻视之心，为此，取前者而不取后者。
(四)“六例四句”说
六例四句，是北宋赞宁在《宋高僧传》卷三《译经篇》论中提出来的。指的是译经时碰到的六大类情况(六例)以及每一大类情况的四种处理方法(四句)：
1.“译字译音为一例”下分：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四句。
2.“胡语梵言为一例”“胡语”，是指雪山以北诸国使用的语言；“梵言”，是指五印度使用的语言。下分：是梵非胡、是胡非梵、亦胡亦梵、二非句(指在胡语、梵言之外尚有华言)四句。
3.“重译直译为一例”重译，是指将梵本译为胡言；直译，是指从五印度携带梵本来华，直接译成汉文。下分：直译、重译、亦直亦重、二非句(指携带梵本来华的僧人虽然兼通胡语，但没有从事译经工作)四句。
4.“粗言细语为一例”粗言，是指言音不分明而讹僻的语言，即古印度的俗语；细语，是指言音分明而典雅的语言，即梵语。下分：是粗非细、唯细非粗、亦粗亦细、二非句(内容阙)四句。
5.“华言雅俗为一倒”讨论华言(汉文)中的雅俗问题。雅，是指经籍上的词汇；俗，是指日常谈吐时的用语。下分：是雅非俗、是俗非雅、亦雅亦俗、二非句(内容阙)四句。
6.“直语密语为一例”直语，是指用世俗的语言来表述；密语，是指用佛教的术语来表述。下分：是直非密、是密非直、二亦句(指亦直亦密)、二非句(指非直非密)四句。
虽说赞宁将每一例均分为四句来解释，过于呆板，而且有的连作者本人也讲不出，故在“二非句”下注以“阙”字(内容阙)，但对这些与翻译有关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探讨，本身又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也触及了不少前人没有弄清的问题，例如胡语、梵言的区别等等。
由于历代佛经翻译家在译经活动中不断探索、总结和提高，因此，虽然就单个译经家而言，其翻译水准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从总的趋势来说，佛经的翻译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隋、唐时期。汉译佛经不仅给我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意境，而且也为文学界带来了新的词汇、语法形式以及文体。
在词汇上，汉译佛经通过对单个汉字进行不同的缀合，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创造了成千上万的佛经翻译名词。这中间，有一部分为梵语的义译名词，如真如、真谛、无明、法界、极乐、如来、众生、声闻、缘觉、因缘等；另一部分为梵语的音译名词，如涅槃、瑜伽、禅那、刹那、菩提、由旬等。这些翻译名词随着佛教的流布，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逐渐演变为古代以至现代社会中常用的词汇，成为汉语词汇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语法上，由于梵语的语法与汉语的语法大不相同。因此，汉译佛经中的语法，也与我国传统的儒家经籍中的语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儒家经籍中使用倒装句较少，而汉译佛经中则使用倒装句较多；儒家经籍中使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耳”等虚词较多，而汉译佛经中则使用较少。另外，我国东汉以后，逐渐使用的反切注音，即用两个字拼合(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取后一个字的韵母与声调，然后相拼)的方式注出另一个字的读音，相传，也是在佛经传入之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产生的(见李子白《印度梵文对中国声韵学的影响》，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87年10月影印本)。
在文体上，我国汉魏南北朝的文学作品，好用骈体文，作文章讲究句式、韵律以及典故，而且散文与诗颂大多单独成篇，很少混合使用。而在汉译佛经中，偈颂只要朗朗上口就行，不受格律的限制。另外，在同一篇经文中，散文与偈颂交错使用的现象极为普遍(见日本加地哲定著、刘卫星译《中国佛教文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凡此种种，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